依据任何传统标准而言，鄂本笃 、利玛窦 与克里斯多佛·拉维斯 ，是三个十分非典型的领导样本。
他们三人，没有一人曾领导过为数众多的部属；没有一人在耶稣会组织层级中攀得高位。在历史上，他们既不是最圣洁、最突出、也不是最具影响力的耶稣会士。不过他们都是领导人。而且也正因为与我们传统的领导模式格格不入，他们一生的际遇才引起一些领导为何的重要问题，无论就一位十七世纪耶稣会士的领导，或就今天各行各业人士的领导而言都可适用。
探险家
鄂本笃的一生以挫败收场。或者应该说，看起来如此：他身无分文，多少算得上孤苦无依，而他夙夜匪懈、努力了近五年的一个目标，当他呼出最后一口气，距完成也还遥远无期。没有人知道他葬在哪里，或甚至他究竟有没有下葬。没有人将他的死讯通知他的家属，因为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有无亲人。他的死因仍是一个谜。他很可能只是因为三千里跋涉于亚洲最险恶的天险、体力耗尽而终告死亡。不过自关他死于非命的传言也甚嚣尘上，有人疑心他遭到窃贼或宗教狂热份子的毒害。
他在1607年去世时，并非全然孤单。地方上定有不少好奇的百姓曾前往探视，看这位在肃州足足住了年余的陌生人最后一眼。鄂本笃所以令当地人好奇，不只因为他是外国人而已；肃州的中国人见过不少外国人。
尘土飞扬的肃州位于今天甘肃省省界附近，距北京有千里之遥；对于住在东部沿海省份的中国人而方言，肃州或许只是一处不名的荒野所在。但对于从内陆逆同迤逦前来的商队而言，肃州标示着通过戈壁荒漠的艰险旅途已经告终，终于又重返文明。许多贸易商将财物装在车上，结队沿丝路一路由印度或中东仆仆于风尘，历经数年而终于抵达肃州。他们沿途买卖，有人在旅经绿洲时定居下来，有人半途而返，还有人客死旅途之中。那些终于抵达肃州的人，部份定居下来，成立属于他们自己的穆斯林商贩小小社区。
但即使在见惯外国面孔的肃州人眼中，鄂本笃也颇为陌生、奇特：他是当地人记忆所及（或许还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进入肃州的欧洲人。
这不是鄂本笃在异域意外现身的头一遭。他出生于葡萄牙领地亚速尔群岛（Azores Islands，位于欧洲北美洲之间的大西洋），20岁那年，身为军人的他在与亚速尔远隔重洋的印度卧亚现身，要求加入耶稣会。或许他一直以来追求的，就是抛弃过去，在一处新大陆上重拓新生，或许，他是一位精神生活上的外籍兵团战士。
果真如此，终身守贫、守贞与服从的戒律，对他而言或许要求过多、也太快了。在受耶稣会养成训练两年之后，鄂本笃退出这个修会，但四年后，却再次现身，要求耶稣会重新接纳他。
回头浪子
这一次，鄂本笃留了下来，而且表现优异。他显然极有语言天赋，于是当耶稣会派遣一支三人使节团前往阿格拉（即泰姬陵所在地），出使蒙兀儿王朝帝王阿克巴（Akbar）的宫廷时，鄂本笃成为其中一员。这些操波斯语的蒙兀儿王朝是北印度征服者，当时控制的帝国幅员遍及今天的北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与孟加拉。阿克巴的孙儿设计构思了一座建筑史上的巨作，即泰姬陵；而阿克巴本人的雄心也不小：他有意整顿世上各式各样的宗教，将它们融为一种尽善美、包罗万有的信仰。他曾在宫廷召见耶稣会士，协助他推动这项伟业，并在伊斯兰教教长与印度教学者陪侍下，倾听会士们说明基督信仰。与他那些饱学的耶稣会伙伴相形之下，军人出身的鄂本笃并不擅长神学辩论。但他精通波斯文，这使他得以接近阿克巴，最后并获得这位皇帝的信任。当阿克巴决定与葡萄牙驻印度总督缔结一项和约时，鄂本笃成为他的缔约谈判代表。
耶稣会士获许定居中国皇都北京，消息传来之后没多久，鄂本笃展开这次为他的人生划上句点的任务。百余年来，中国一直不许耶稣会士进住北京，事实上欧洲人根本不准踏入北京城。现在，一组耶稣会士不仅住在当地，还显然建立了与皇帝的密切关系。在印度与中国取得的重大进展，无疑使耶稣会士们振奋不已，他们开始寄望以这两个伟大的国度为发起中心，建立在亚洲的耶稣会精神帝国。基于这项展望，他们决定开辟一条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陆路联系。鄂本笃既是卓越的语言专家，又出身军旅、性格强韧，于是成为这次任务的当然人选。
当时，无论耶稣会士或任何其它欧洲人士，对于中、印两国之间的情况都一无所知。无论中国或印度，也都提不出任何有关亚洲广大内陆的可靠的地图。虽然由海道而来的欧洲探险家，正在缓缓勘察亚洲的海岸，广袤的亚洲内陆大体上仍是一团谜。
找出路
所以要在这一片蛮荒之间开辟一条内陆信道，鄂本笃与他的耶稣会伙伴有两个重大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不折不扣、性命攸关的大事。耶稣会在亚洲虽取得进展，但付出的代价也不小。当年由葡萄牙通往亚洲的海上行程凶险无比。耶稣会士乘坐出发的小木船，仅比现代地下铁的车厢略长，防水性能却远为不及。星象领航技术虽使领航员可以较精准地算出纬度，但关于经度的估计却全凭臆测，而且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才有改善。简言之，当年漂洋过海的探险家、贸易商与耶稣会士，很少知道他们的船已经到了哪里，或他们距目的地究竟还有多远。
这类海上旅途造成惨重损失自然不足为奇。有几年，乘船前往东方的耶稣会士，竟有三分之一铁于海难，或病死旅途之中。即使成功抵达东方，海路行程也往往费时经年。船只在非洲外海因碰上可怕的无风带而动弹不得。遭风暴损坏的海船，蹒跚驶进莫三鼻克或其它中际港，耗时数月进行必要的修缮。众卧亚出发的船舶必须等待季风来临，才能启程。
那些历劫无数、在耗掷数年光阴之后而终于抵达的人士，也因旅途劳顿、加以身处而营养不良、孱弱不堪。但原始的运输网络为幸存者带来的苦难还不仅如此而已。他们只能透过邮件与驻在亚洲他处或与欧洲本国境内的同事联系，但这些邮件也全靠同样寥寥数艘往返于贸易水道的船只运送。一位置身马来西亚的耶稣会士，提醒他在罗马的几位焦躁的上司“在下令时要考虑到至少要隔三年九月之后，你们才可能接到我们对这个命令的答复”。另一位中国境内的耶稣会士，则为一种更加切肤之痛而感伤不已：“我写了这许多介绍本地风情的长信，但多少收信人却早在信未寄到以前已经去世，每念及此，我失去再提笔的力气与精神。”
一定有比海路更好的途径，鄂本笃的任务就是找出这条途径，通行亚洲境内的一条较好、较案例、较快的陆路旅行与途径。一旦有了这条路，不但能使丧生大海的伙伴人数减少，也能节省许多年浪掷于旅途的光阴。此外，如果亚洲境内确能找出一条陆路，或许也能辟出一条从亚洲直通欧洲之路。
耶稣会有理由相信这条路可能已经存在。抵达阿克巴宫廷的商旅，描述他们如何沿一条“丝路”前往中国。几世纪以来，有关中国的一些报导一直令欧洲探险家们向往不已。商旅们的故事印证了这些报导，也使鄂本笃有了进行这项任务的第二个理由：寻找古老传说中的那个伟大的东方古国契丹（Cathay）
探寻一个虚无飘渺的国度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自称，曾于1200年代造访东方一个强盛、富裕、高度文明的国家。当哥伦布于1492年在加勒比海下锚时，他深信，只需再航行几天就能抵达这个伟大的国度。哥伦布没能如愿以偿，那些继他之后展开发现之旅的欧洲人也都徒劳无功。事实上，随着探险家一片片组合着世界拼，一个恼人的问题出现了：世界地图上未经填补的空间越来越小，但传说中的东方古国契丹仍然无影无踪。制作地图的人于是乐得因陋而简。敢于走出沿海贸易据点、深入内地一探究竟终于何处，没有人知道长城的另一边，如果有，又有些什么国家。欧洲的地图制作人于是利用这个关于亚洲内陆的大问号，干脆将这个东方古国置于印度以北与中国西北那一片未经测绘、未经探勘的亚洲内陆。
耶稣会所以渴盼解决东方古国之谜，还有本身的理由。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曾谈到中国境内基督徒团体的情景，现在驻印度的耶稣会士，又从丝路归来的商旅中听到似乎是基督教仪式的描述。如果亚洲境内某处果真有久已失联的基督徒团体，耶稣会要找到它们。鄂本笃于是有了第二个任务目标：如果伟大的东方古国果真存在，找到它；如果东方古国传说中失联的基督教部族果真存在，找到它们。
1602年秋，鄂本笃从阿格拉出发。他的护照是阿克耳具名的一纸案例通行文件，只是鄂本笃还没有来到蒙兀儿帝国边陲，已经碰上自有独立主见的部族。在这些部族人士的心目中，阿克巴“不过是个名字，不具备什么实际意义”。在仅仅一名向导的陪同下，鄂本笃加入一支由500人组成的商队。商队夹杂着骆驼、马匹、商人与佣兵，背负着商品、食物、以及多夜露宿所需的睡具，以一字长蛇的阵式，沿着狭窄的山径与峡谷蜿蜒而行。
使命必达
为融入其它旅者，鄂本笃也打扮成商旅模样，但当然，他的假扮骗不了什么人。在商队缓步穿行其间的那些偏远山区，身为欧洲基督徒的鄂本笃，经常成为当地人士为满足好奇心而邀约的座上客，或成为他们眼中一个不敬神的陌生人。喀什噶尔王设宴招待鄂本笃，并发有关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辩论自娱。再往前行，年仅十二岁的阿克苏王对于宗教辩论这类崇高的议题不感兴趣，他要求鄂本笃以本国风格起舞。鄂本笃照做了。谁又能拒绝了位国王？
这次旅程想必惊喜处让人兴奋无比，恐怖处令人魂飞魄散，美丽处又使人叹为观止。鄂本笃即使不是旅经这条路线的第一位欧洲人，也几乎可以确定是数百年来的第一人，而且在他之后两百年间，也再无其它欧洲人趟过这条路。这支商队行径的地区，包括今天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俄罗斯与蒙古。在长途跋涉两年后，商队穿越所谓世界屋脊，喀喇昆仑山脉、喜马拉雅山脉与兴都库什山脉在这里相互睥睨，形成世界最高的高原。鄂本笃从来没有机会面对这样一座海拔两万三千尽、白雪皑皑的山峰安然默想天主造物之美。只是他无暇观光揽胜；事实上，要想在这条高度时而达到一万八千尺、积雪不化的山道上前进，仅是求生存已是一场艰苦奋战。他在文件中写道，商队至少有五匹驮马“因酷寒、燃料全无、以及令牠们几乎无法呼吸的可怖气候状态而死亡”。酷寒、没有燃料、以及使马匹呼吸困难的稀薄空气，那些旅“人”又如何生存？尽管拥有罐装氧气、太空时代衣着、高蛋白冻干食品等等高科技现代登山装备，后世探险家在攀登亚洲那些大山时，仍然必须在险象环生之中奋勇求活。但鄂本笃与他的同伴们却只能依赖一些绝对低科技、流传数世纪的办法，对付低温与高海拔状况：他们吃干苹果与干洋葱，在马的齿龈举行抹大蒜。
终于攀上这些大山的旅人，随即必须沿坡而下，进入另一面的塔里木盆地。甚至直到几个世纪后，中国政府仍视塔里木盆地为进行核试验的理想地点，当年它渺无人烟、荒芜不毛的凄凉景况可想而知。丝路自此从海平面以上三里的高处，陡然降至海平面以下数百尺。商队挣脱了山区酷寒，迎来的却是同样令人难以承受的沙漠暑热；暴风雪为沙尘暴取代，冰与雪的景观幻化为无水的沙漠。只有最大胆的人才敢成大队人马在沙漠旅行，而且也只敢在夜间赶路。鞑靼人的突击队伍在沙漠中横行无忌，肆意掠夺过往商队。鄂本笃据实报导了这些攻击常见的下场：“我们经常在途中见到想孤身通过大漠的回民尸骨。”
就像翻越大山与三千里长途跋涉的严苛考验没能难倒他一样，鄂本笃也历经沙漠之旅而存活。原本预期六个月的行程，结果辗转耗时近四年。在这次行程展开之后没多久，鄂本笃已经很清楚这条内陆信道较之海路甚至带回凶险。他为他的耶稣会上司们写下这句绝不夸张、实事求是的评估：“这个旅途极其漫长，充满艰难与凶险。（耶稣）会里的人不应再图尝试。”
鄂本笃熬过最艰险的一段旅途，却在距北京仅千里之遥的旅行中去世。他没有找到传说中的东方古国，也没有发现从印度到中国的快捷方式。
事情的表面往往是骗人的。鄂本笃在去世时虽然可能一文不名，而且孤苦无依，但他并没有失败。尽管在他以后，东方古国的浪漫流传仍令一些固执的探险家寻觅不已，鄂本笃已经证明若干耶稣会士的猜测无误（中国就是传说中所谓东方古国），从而基本上解决了东方古国何在的恼人历史问题。东方再没有其它大国；所谓失联的基督徒团体事实上也并不存在。如果马可波罗果真如他所说到了东方（近年来有些学者质疑马可波罗的这项说法），则他所说的伟大帝国“契丹国”，就是十六世纪欧洲人所说的中国。鄂本笃的伙伴们从此不必再为神话中的帝国浪掷精力，可以集中全力，经营两个确实存在的帝国：印度与中国。
鄂本笃也破解了两国之间有快捷方式的猜测。这条快捷方式并不存在，直到几世纪之后，拜科技进步之赐，中、印之间才有了一条较便捷、较安全的陆路信道。
无名英雄
鄂本笃的故事流传不广，甚至许多耶稣会士也未曾听说。所以如此，至少有一个明显的理由：他留下的历史记录无多，而留下来的少数有关他一生的所谓史实也时而相互冲突。不过这其间还有另一理由。历史倾向于只为那些实际将地方搬上地图的人歌功颂德，如哥伦布、哈德森 ，甚至鄂本笃的耶稣会弟兄贾奎斯·奎特 因航行于上密西西比河而青史留名。至于那些空手而回、或像鄂本笃这样将契丹这类地方从地图上清除的探险家，却只能在史上晃眼而逝。这其间的差异就某方面而言完全可以理解，就另一方面言之则令人好奇。哥伦布有所发现，没错，但他发现的不是他要发现的。而且这些早期探险家的发现，或他们的未能发现，经常只是出于巧合与运气。他们有多么伟大的衡量标准，主要不是他们在旅途尽头发现了什么，而是撑持着他们完成旅途的人性潜能：他们的想象力、意志、毅力、勇气、机智与承担失败风险的意愿。
那些发现“有些什么”的探险家，经常具备这些特质。但较默默无闻、如鄂本笃这类发现“没有什么”的探险家，也同样具备这些特质，就像一些名不经传、透过本身的失败，而指出一条医药解决途径的医学研究人员，以及无数其它在本身领导做出同样贡献的科学家、发明家、哲人、与数学家一样，也具备这样的特质。鄂本笃的故事重新诠释了领导成功的定义，因为它说明一个人不必取得盛大、明显、自我扩充的“胜利”也能成功。有时，若能贡献一己之力而协助团队取胜，一个人同样是成功的。以鄂本笃的案例而言，他探勘一条死路而让伙伴们不必重蹈他的覆辙，此举尽管看似不足道，却是他历经千辛万苦的成果，从而证明他的领导能力。
鄂本笃孤身一人死在中国一处偏远的边陲。他没有与耶稣会伙伴结伴同行，死时也没有人在一旁照料。既如此，他这次历史性旅途的一些细节又如何为世人所知？
每隔一阵子，邮递服务就能带来一些惊喜。而鄂本笃适巧赶上了。在他随商队终于抵达肃州以后，他请托前往北京的商人带信给马提欧·西。这封信件交到里西手中的机率很小：鄂本笃没有里西的地址，他不会中文，无法在信封上写中国字；他当时距北京还有千余里之遥；而且他的信差是个商贩，而商贩到北京以后能因买卖而致富，但是替鄂本笃寻找里西却捞不到半点好处。
但信件带到的机率甚至还要更小。严格说来，当时北京城根本没有人叫马提欧·西。这位鄂本笃带信封像是名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在中国另有一名，叫利玛窦。
虽然可能性微乎其微，这封信还是交到了利玛窦手中。或许是其实也不全然出人意外。北京的居民自然看不懂信封上的罗马字母，但这些字母也指出收信人不是中国人。而当时合法居留北京的，只有一位西方人士与他的几位伙伴。因此这封信或许不费周折地转入利玛窦手中，而他立即派出一位入会学习的中国青年钟鸣仁 前往肃州，接应鄂本笃。这位青年赶到肃州时，鄂本笃刚去世未久。他取回鄂本笃的一些日记手札，带着一路陪同鄂本笃行来的那位随从回到北京。
语言家，地图制作人，哲人，兼多元文化主义者
利玛窦也有他自己一段东行之旅。虽然就体力折磨程度而言，他的旅程不似鄂本笃穿越三里高高原那般艰险万状，但行期比鄂本笃的还长了许多年。就一种虽或无形、但非常真实的意义而言，利玛窦的北京之旅早在他出生于意大利的1552年已经展开。同一年，耶稣会进入中国的第一次尝试，在距离今天香港约30里。偏远的小岛上川岛上以失败收场。之后许多年，耶稣会前仆后继一再尝试，只是每次都遭到彻底失败。
早期尝试进入中国的耶稣会士，一直以葡萄牙设在澳门的贸易站为入口门户。极少数几位会士虽能闯入恐外情绪极高的中国大陆，但都迅速遭到驱逐，而且经常被关在笼内、在武装警卫押解下驱逐出境。
利玛窦使耶稣会进入中国的作法焕然一新，不仅使局面完全改观，同时也协助塑造了耶稣会之后许多年在亚洲各地的策略。利玛窦一家人住在意大利中部山城马才拉塔。幼年时代，利玛窦已经展现极强的自主意识。他的家人与有荣焉地将他送到罗马攻读法学位，隔不多久却发现他决定加入耶稣会，他们即使未因此大失所望，想必也因困惑不已。这一年利玛窦18岁。
十年以后，他在澳门潜心研习中文。在那个贝立兹 语言学习法还没有诞生的时代，他的语文教材是几张手稿，与伙伴们拼凑而成的字汇表。当时的他不可能想到自己将在中国住一辈子，不可能为此预作准备。而且，又有谁能协助他准备？在那个时代，即使是最博学的欧洲人也从未见过亚洲人，从未听过亚洲语言，从未见过中文字。利玛窦在致伙伴的信中，颇为传神地描绘了当年欧洲人闻所未闻的一些新奇事物：
我正在苦学中文，而且可以向阁下保证它与希腊文或德文大小不相同。中文的读音有太多暧昧不清之处，许多音意指千余种事物，有时一个音与另一个音之间唯一的不同，只在于发音时采用的，是或高或低、四种声调中的哪一种而已。至于字母，若非像我这样亲眼所见、并且亲身尝试，保证没有人会相信他们写字的方式更像画画，他们像我们的画家作画一样用毛笔写字，原因也在于此。
利玛窦成为史料所载第一位精通中文的西方人。在踏上澳门后不到数年，他用中文撰写、发表《交友论》（On Friendship），并借此取得超越前辈先贤40年来取得的进展。“这篇著作确立了我们作为才德兼备学者的信誉；它为人爱读，也极受好评，现已在两个地方发行。”
激进的策略
《交友论》单就文字层面毫无疑问是篇上乘之作，但就它代表的策略大转变而言，它的意义更加重大。毕竟，在过去，欧洲传教士很少有人尝试完全通晓当地的语言。他们有时也会稍事涉猎一些当地语言，但目的一般只为直译基督徒祈祷文或教义问答。这种对语言的态度，昭然若揭地显示他们的一种心态，即他们认为需要作改变的是当地人，而不是欧洲传教士与殖民者。皈依基督的人应该自我欧化，或者以大多数欧洲人的看法而言，应该自我文明化。欧式笨重的靴子与繁重的葡萄牙式服装对基督徒生活方式的影响，或许令印度次大陆那些皈依基督的人大惑不解，至于何以有人乐意在亚热带气候中如此穿著，就更令他们不可思议了。但对于在亚洲的欧洲人而言，这些都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事。文明人的穿著就应该像欧洲人一样，至少大多数欧洲人的看法如此。
但利玛窦不一样。《交友论》恰到好处地切入中国文化；它不像欧式大靴子恼人。因为利玛窦不仅精通中文，还练就一种令读者不感陌生的文字风格。他在书中使用的，不是在罗马学得的那套干涩而学术意味浓厚的作法，而是儒家学者可能使用的行文形式。他以犹太教、基督宗教价值观为根本的理念，自然令读者们耳目一新。但他的议题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并不陌生；刻意不翻译欧洲文学作品，而以儒家学术中讨论的人伦关系为讨论主轴。
利玛窦使情势整个改观。非但没有迫使可能皈依基督宗教的中国人接受陌生的欧洲文化，他更首创一种“文化趋同 ”的激进策略。所谓文化趋同是后来的耶稣会士造出的名词，意在描述他们自我同化于地主国文化的策略。他本身做改变，自我调适于中国主人的文化、价值与风俗习惯。这一次，被迫穿上不熟悉的服饰的，不是皈依基督教的非欧洲人士，而是换上新袍的利玛窦与他的伙伴们：“我们开始留胡须，并且让头发垂到耳下；同时我们也穿上读书人穿著的特有服饰，是一种紫色丝袍，袍服下摆、领口、与边缘缀有一条宽度略窄于手掌的蓝色丝边。”意大利马才拉塔老家的人，若见到利玛窦如此穿著打扮，不知做何感想？
利用敞开的门
不消说，尽管穿上新袍，没有人会误以为利玛窦是孔门学者。但他这番姿态代表的象征意义却立即显现。神职人员穿著的黑袍，在罗马街头或许是人们一眼可辨的象征，但黑袍在中国全无意义，而且只能使这些来自西方的陌生访客与当地人之间更加疏离。另一方面，利玛窦的新袍打扮在中国表达的讯息，就像他的黑色法袍在罗马表达的一样：他是一位学者，拥有值得尊重与注意的理念。
利玛窦很快找到办法，左证他确实如他所说、是一位拥有独特智能、愿意与人共享的人。在明朝末期数十年间，中国越来越走向锁国之路。一度远较欧洲优越的中国应用科学，早已殁落。中国的这种不幸成为利玛窦的大好良机。由于不了解中国人究竟对西方科技与文化的什么东西感到兴趣，他不辞千辛万苦、从欧洲带来一大袋绝不寻常的各式玩艺。他的住处很快成为既似新奇商品店，又像博物馆、大学与学术辩论沙龙的地方。数学家在这里讨论着利玛窦（与徐光启）译成中文的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教材。许多饱学之士拜访利玛窦，看他带来的书、棱镜、钟表与六分仪座。天文学者学习如何用星盘推算行星与星体的移动。一张世界地图尤其引起访客们的好奇，因为与外国人完全没有商务往来的中国人，对这个世界的其它部份完全不予理会。中国人有自己的世界图，图中将世界范围缩小为本国的十五个行省；环绕本国四周为海域，他们在海上画几个小岛，加上他们听说的几个王国国名，而所有这些外国加起来，面积仍远不及中华帝国最小的行省。
利玛窦到中国为的不是制作地图，但为了提升他自己与西方的形象，他把握另一个机会。无论怎么说，中国的世界地图不仅反映中国人对世界地理缺乏认识，也暴露出他们那种中土以外地区不值得注意的偏见。利玛窦画了一张新世界地图，用中文注明各国国名。他画的第一张世界地图并不成功，摆脱欧洲人自负心态、以及文化的成功融和之难，在图中显露无遗。他以欧洲人的想象方式画出这张世界地图：欧洲神气活现地昂然居中；亚洲在地图东部，中国则被推到地图边缘。这是一种冒犯。他的中国朋友虽然也承认对世界地理缺乏认识，但他们知道，所谓“中心之国”的中国位于世界中心。利玛窦的地图画错了。
一开始就订定崇高的目标
这位机灵的意大利人很快找到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卷土重来。就像转动地球仪重新定位一样，利玛窦很快调整角度，画出一张新图。中国在这张新地图中稳稳居中，正是他的中国友人认定的中国应有的位置。利玛窦并且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在图上注明一些解释性附注——不过这些附注，不是我们在地图上惯见的那种信息说明。例如，他对天主教位于罗马的教廷有以下批注：“圣父（指教宗）为独身，唯天主教徒为他的臣民，他住在罗马。罗马帝国境内所有欧洲人都尊崇他。”所有欧洲人都尊崇他？路德派与加尔文派的新教徒，对此或有异议，但利玛窦此举情有可原，因为他认为据实以告的时机不宜，若将当时正在欧洲上演的宗教改革乱局原原本本说清楚，将徒然为他的地图教化工作带来困扰。
利玛窦身兼地图制作人、天文学家与作家，行事有自己的工作进程。他的作法尽管富有机会主义色彩，但并非泛泛、没有特定目标的行动。他有一项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晋见中国皇帝。他一定怀有一项雄图，希望能说服皇帝皈依基督信仰，从而运用统治者的影响力，使数以百万计的中国臣民纳入基督教化。
这项构想在今天看来或者荒诞不稽，但当时在利玛窦心目中却是绝对合乎逻辑。毕竟，在他故乡所住的欧洲出现的，正是这种由上而下的转型。原本笃信天主教英格兰，只因亨利八世决定改奉新教，而在一夕之间成为新教的英格兰。同样的模式也在欧陆各地反复重演。在利玛窦看来，由上而下的策略在亚洲也能有同样成果。
低调耕耘
即使不能使皇帝皈依天主，利玛窦也希望至少能赢得中国当局的正式批准或默许，让耶稣会在中国进行传福音的工作。尽管利玛窦在中国高官中名声渐增，耶稣会的地位却始终混沌不明。仇外的地方大吏或官僚可以在任何时间驱逐欧洲人出境。利玛窦指示他的伙伴们，要他们保持低姿态。他不准他的同伴在市集鸣钟，吸引民众参加强调地狱之苦的宣教，也不准建立宏伟、夸耀的教堂。利玛窦与跟随他的一小群耶稣会士，就在他们私宅的院落上建立朴实的小教堂。
在抵达澳门后20年，利玛窦终于得以进入北京皇城。他一直为达成这个目标努力不懈，耐心耕耘着一个中国高官的网络，随时随地争取权贵的支持，以助他晋见皇帝。
宫廷官员终于同意利玛窦将他的礼物呈献给皇帝：礼物包括圣母与基督塑像，两个自鸣钟，一张世界地图，一具小钢琴(一种类似大键琴的乐器)，与两个棱镜。利玛窦还随着这些礼物附上一封自我介绍的书信，自称是“一位无妻无儿的教士，因此无意于赏赐；曾经研究天文、地理、微积分与数学，乐于为皇帝效力。”
这些礼物都经过利玛窦精心挑选。皇帝对于其中一个会报时的钟特别感兴趣。当钟机件出问题时，利玛窦应召入宫教授皇帝的宦官如何修理。这是利玛窦在力谋晋见的过程中所能达到的极限。不过，能够来到北京这项事实的本身，已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利玛窦抵达北京以前近一百年前，一位葡萄牙大使已经到过北京；这位大使立刻被关在笼子里押回香港，并驱逐出境。根据史料，此后没有西方人士来过北京，直到利玛窦为止。据说，利玛窦在临终时告诉伙伴，他们“正站在一扇敞开的门前。”
在鄂本笃于肃州去世之后三年，利玛窦也去世了。没有人知道鄂本笃究竟葬在何处。时至今日，访问北京的人仍能找到利玛窦的坟冢；他是获准在皇都安葬的第一位西方人士。利玛窦的友人大京兆尹王应麟为他的墓碑题字，并命工匠将利玛窦在中国结识的权贵名单刻在碑上，包括礼部与户部尚书、以及其它各部会首长与官僚。他在北京建立、养成的两年人基督徒会众，出席了他的葬礼。如果说鄂本笃之死也曾引来什么悼念之众，那些人不过是打劫他寥寥几件财物的匪徒罢了。
利玛窦传奇的一生与成就引来若干疑问。他怎能做到从教授天文学到翻译几何学、再到使中国人皈依基督宗教等等，如此富有想象力、又如此离奇的策略性跳跃？他基于什么灵感而下定决心，并透过如此具有弹性与自信的作为，抛弃教士与欧式习惯而采纳中国生活方式？这些问题与其它类似问题，引领我们深入探讨耶稣会的领导精髓，同时也形成以下几章的核心议题。
数学家与天文学家
克里斯多佛·拉维斯，就像单独的大姆指一般，与鄂本笃以及利玛窦比肩而立。在他们那个时代，曾经跨出欧陆的欧洲人少之又少。鄂本笃与利玛窦较之这一小群冒险犯难的欧洲人甚至更胜一筹，在耗时数年的海上旅程终于结束，满怀感恩与畏惧的旅者终于来到殖民终站之际，大多数人乐得就此罢休，鄂本笃与利玛窦这样的人则是例外。他们继续前行，探讨欧洲人从未尝试过的路线。甚至在抵达亚洲以后，他们还不辞艰苦地千里跋涉，过着鲜少在一地停留超过一、两年的行旅生活。
德国人克拉维斯的故事截然不同。他在大学教授这同一职位上工作了48年，而且其中46年都在耶稣会办的罗马学院 度过。十六世纪的欧洲人大多数活不到48岁，能工作这么久的就更少了。在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上能做这么久的人，自然予人某种味同嚼蜡的联想，人们很难将他们与鄂本笃与利玛窦这样的人联想在一起。
拘谨、保守的老教授，拖着疲惫的脚步，年复一年使用那本早已泛黄的教材，如此形象，完全不能反映克拉维斯的情况。据说，克拉维斯在1560年目睹一次日蚀，时年23岁、还是耶稣会读书修士，就在那个下午决心投入他奉献毕生心血的这个事业。他在有生之年一直无倦无悔、热情探索着天文学，他的热情感召了利玛窦等人。继承利玛窦衣钵的一位耶稣会士，由于在1629年一个下午精确预测到一次使北京天色黯然的日蚀，而使耶稣会士得以史无先例地进入中国皇家天文局（当时称为钦天监）任职，而这一切最根究底，都拜克拉维斯之赐。
为因应不断变化的世界而训练新人
克拉维斯不可能预知天文学有一天将成为耶稣会在中国成功之钥。他在成立未久的耶稣会事业体展开教书生涯，当时这个事业体正蓬勃发展，但同时也在不断调整它的作法与策略。耶稣会那时已在全球各地创办约一百所大专院校，在构筑全球最大私立学校系统的作业中已经斐然有成。在创会后40年间，耶稣会事业体本身的规模，也已从开始的十人激增为五千人。
资深耶稣会士于是聚集罗马，为他们迅速成长的事业体订定一项策略指导原则。数学家克拉维斯在会中，就他们应该营造什么样事业体的问题提出他的看法。他认为，耶稣会士不仅应该精通众人都认为他们应该精通的神学与哲学，也应该成为语言家、数学与其它科学的专家。世界正在变化，为走在时代前端，即使面对这类次要、但萌芽中的学术领域，耶稣会士也有钻研的必要。克拉维斯主张开办硕士课程，使耶稣会会士走在欧洲学术领域的最先锋。他指出，他与他的同事，有必要训练后进，将他们塑造为
卓越而最顶尖的人才。一但他们散居不同的国家与王国，像闪闪发光的宝石一样为（耶稣会）事业体倍增荣耀，才能汇为一股力量令所有敌人恐惧戒慎，才能成为一种强大的激励诱因，使年轻人从世界各地向我们投奔而至。
虽然有的伙伴或许因他如此夸张的辞藻而讶然，或许因他身为教士却如此不知谦虚而略有微言，但他们大多数还是同意他的看法。至于那些不同意的人，若想与克拉维斯重量级的智能一别苗头，可得三思了。
40余年间，克拉维斯一直在耶稣会的罗曼诺学院教学，他也将一腔热情与远见尽情投入于学员，要将他们塑造为“卓越而顶尖”的人才。号称教师摇篮的罗曼诺学院，有许多来自欧洲各地、耶稣会前景最为看好的读书修士；克拉维斯从中选出最优秀、最有智能的修士接受数学与天文学硕士课程。利玛窦很可能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当利玛窦在克拉维斯门下研习天文学时，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命定将在中国工作；而直到利玛窦抵达中国以前，当地的欧洲人对于当时中国应用科学的悲惨状态也一无所知。
利玛窦并不是为了到中国宣教，而根据一项精心策划的计划研读天文学，因为与教化一个亚洲帝国如此不切实际的计划相较，克拉维斯的见解既较单纯，同时又更加夸张得多。利玛窦、克拉维斯与他们的耶稣会主管，并没有停下脚步，担心高等数学与天文学对未来的教士究有何用的问题。像所有的教师一样，克拉维斯相信知识挑战的本身，已经能使他们下那些才赋之士成为更有用的人。学习诚然重要，但学习过程中赢得的以下收获同样重要：面对挑战性问题，不解决誓不甘休的纪律、奉献精神与意志力；透过不同角度观察世界，从而导致的惊讶感、好奇心与创造力；以及因解决一个原本看似解决不了的问题而产生的自信。像利玛窦这样有才赋、又受过良好训练的学员，一旦塑造为“卓越而顶尖”之士，必能在世上闯出他们自己的一片天地。
拥抱新发现的真理
克拉维斯不仅塑造卓越而顶尖之士，他自己也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一位名叫伽利欧·利略 的意大利青年科学家，在1587年首度访问罗马时求见当时已是欧洲著名数学家的克拉维斯。克拉维斯非常赏识这位青年，给了他每一位青年学者梦寐以求的推荐；有了这样一位著名耶稣会士的美言，伽利略得到他的第一个教职。虽说与这位后进来自不同的世界，或更加精确地说，来自不同的宇宙，克拉维斯仍然支持伽利略。克拉维斯的天文学教材，很自然地为天主教会认可的天动说 辩护，根据天动说，上帝以地球为宇宙中心，太阳、月球、星辰与行星都绕行着地球。
但伽利略与这种克拉维斯与其它每一位忠实教士笃信不移的天文学说渐行渐远。1600年代之初，伽利略研发成功欧洲第一具现代望远镜。尽管仍然粗糙，这具仪器已足以显示金星也展现与月球颇相类似的盈亏现象。这是一次石破天惊的重大发现。它指出金星围绕着太阳、而不是地球旋转。因为若非如此，金星的盈亏现象将无从解释，难道说，金星围绕着太阳，而太阳与其它行星则绕着地球运行，太阳系竟复杂得如此令人不解？以地球为中心的天文学说自此以后越来越引人疑虑，似乎只有以更加崎岖复杂的解释说明行星运行的轨道，才能使天动说站得往脚。
伽利略虽然小心翼翼，但他已经踏入一处事实终于证明不可能穿越的雷区。教会官僚在以地球为中心的构想上投入太多，要从这种理论抽身已经不可能。无论伽利略从他的望远镜中看到什么，无论他看得多么清楚，无论他的观察如何自然而然地左证了太阳中心的天体理论，固守成规的教会依旧死不认帐。当伽利略发表这些观察所得，对地球中心的天文理论提出刻意回避、但不容质疑的挑战时，克里斯多佛·拉维斯已经70多岁。如果以此高龄而踌躇满志，没有人能责备他什么。伽利略的理论明摆着威胁到克拉维斯毕生的成就，身为后进的他，自然不能指望这项危险的革命性构想获得什么支持。夙享盛誉的克拉维斯要拋开这位后生晚辈自是轻而易举。
但这位老人的作法是，领着他最后一班耶稣会天文学硕士班学生来到罗曼诺学院的屋顶。耶稣会这时已经拥有自己的望远镜，它们比克拉维斯过去在天文学研究工作中使用的那些望远镜更新、也更精确。克拉维斯与他的学生尝试重演伽利略的观察，以省察他所谓的观察所得是否属实。事隔不久，克拉维斯发表他自撰天文学教材的最后版本。书中写道：“本着作曾参考伽利欧·利略所着的寻本可靠的小书，亦即于1610年在威尼斯付印、取名《星际信使》 的那本。”这段文字无疑使许多天文学家讶然，使许多教会官僚愤怒。
克拉维斯支持伽利略一切的发现与估计。有了他这一句“可靠小书”的背书，批判伽利略的人暂时不敢轻举妄动。但克拉维斯的作为不只如此而已，他尽其一切、做到他所能做到的极限。身为一位忠诚的教士，却鼓吹哥白尼 的太阳中心说，简直令人不可思议，事实上，他等于是在倡导异端邪说。不过克拉维斯很清楚，自己以毕生心血卫护的天动说已经注定为人遗弃的命运。他与伽利略使用的望远镜或许相当原始，但它们显示的讯息已经足以粉碎作为经典的天动理论。不可思议的太阳中心论或许在理论方面仍有若干缺失，不能充分说明天体奥秘，但想当然耳的天动说不再值得加以卫护。克拉维斯以伽利略的观察为证，在书中继续写道：“既然事情如此，天文学者应考虑天体日月星辰如何排列，以说明这些现象。”换言之，事情真相就是事实；科学家必须接受事实，并寻求一种令人信服的理论以解释它们。
在发表这些声明后没多久，克拉维斯与世长辞。伽利略继续冒着危险倡导引起争议的太阳中心说。20多年后，他跪在梵蒂冈裁判官之前，郑重放弃太阳中心论，并誓言地球不动，以免逐出教会、甚至早死（与横死）的厄运。
如果克拉维斯多活个几年，他在伽利略这场闹剧中会扮演什么角色？身为当时公认首席天文学家兼教士的克拉维斯，自然无法置身于这场争议之外。有鉴于教会顽强而咄咄逼人的立场，要说有一位教士敢于挺身而出、为伽利略辩护，实难以想象。但克拉维斯面对知识而绝对正直，在真理追求上绝对献身，他自己的教材就是一种优雅、简朴的证词。他如果活着将如何解决这个两难困境，仍是一个引人好奇、不过没有答案的问题。
克拉维斯如何协助修订我们的行事历
虽然克拉维斯的天文观甚至在他辞世以前已经黯然失色，他的另一项成就则历经时代考验而光芒依旧。事实上，听过克拉维斯大名的人或许寥寥无几，但曾经查过日历，或翻过行事计划历的每一个人，都不自知地向他致敬。终克拉维斯一生，罗马皇帝朱利安·撒 订定的儒略历 ，就像千百年来一样，一直支配着欧洲人生活作息。但儒略历的弊病越来越严重。根据圣经记载，耶稣基督的受难与复活发生在犹太逾越节 ，而这个节日订在春季第一个月。天主教会也因此将复活节订在春分之后第一个满月过后的周日。但基于一些人们不很清楚的理由，随着时间消逝，春分的日期不断推迟，复活节的日期也随着后延。到十六世纪，复活节和圣诞节的距离越来越近。
教宗额我略十三式于是要克拉维斯主持一个委员会，调查这个越来越令人难堪的问题。历法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人们发现，实际上的太阳年较儒略历的太阳年要短——精确地说，短674秒。674秒？对一年而言，这算不得什么，但许多世纪不断累积下来，问题就严重了。他们于是决定每隔400年加上三天，只是复活节仍不留情面地逼向圣诞节。
克拉维斯主持的委员会，大体上采纳意大利人艾洛修斯·里尤斯 的分析作法，以及他简单而不失优雅的解决之道。李里尤斯在委员会成立前不久辞世，他生前曾建议，逢百之年只有在能以400整除时才是闰年。换言之，1900年不是闰年，但2000年是闰年。这种微妙的闰年机制再校准一直延用至今，基督徒此后都在春天欢度复活节，庆喜之余却不知这一切全拜李里尤斯与克拉维斯之赐。在颁布后来为纪念教宗额我略十三世而命名为额我略历 时，克拉维斯的谦和与政治机智展露无遗。他在这件事上极可能也别无选择。
并非每个人都立即支持这种新历法。1500年代末叶，基督教会内部交相挞伐的情况较今天严重得太多。新教徒与天主教徒在整个笃信基督的欧洲各地，不断进行着激烈、而且往往血腥的冲突。谁敢保证这个新历法不是狡猾的耶稣会士或教宗的伎俩？即使这个新历法确实更加精确，新教徒领导人也无意支持由罗马教宗与一位耶稣会数学家修订的新历。笃信天主教的意大利立即采用这个新历法；强硬派新教徒控制下的英国则否。德境诸邦的天主教地区采用新历；境内与天主教地区相邻的新教地区则否。德境一部份地区的日期与另一部份不同，这情况一直持续多年。
效忠教宗的天主教徒也未必满意这种新历法。为抵销儒略历行之千余年来累积造成的创伤，克拉维斯主持的委员会说服教宗额我略十三世信颁令，在1582年（所幸只有在这一年）10月4日过后的下一天是10月15日。即使忠贞的天主教徒也因此对新历感到不满：他们的生命被缩短了几近两周。有鉴于新历造成的混乱持续不退，克拉维斯为这项争议作出理应使一切尘埃落定的最后定稿。在教宗额我略与委员会所有其它成员早已作古的情况下，老迈的克拉维斯发表计800页的数学分析定案报告，作为对新历的左证。
但顽癣难愈，旧偏见去之不易。几乎事隔200年，英国才终于在1752年采用额我略历。在出席1908年奥运的俄罗斯运动员由于历法上的混乱，晚了12天才抵达奥运会场，10年之后，俄罗斯也于1918年采用此一历法。会议计划人与日历制作商，终于从相互冲突的历法造成的梦魇中解脱，只是苦了那些爱找乐子的死硬派，原本可以两度欢庆2000年的大好机会就此泡汤。
旧偏见确实去之不易。直到1822年，天主教会才正式允许天主教诸国在境内教授太阳中心之说。直到1992年，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才终于向伽利略追致天主教会的歉意，为这一段拖延的历史公案划上最后句点。
思考领导的不同方式
鄂本笃、利玛窦与克拉维斯：三个看来不真实的领导角色典范。再怎么说，总是要领导其它人，才算得上领导人吧？最伟大的领导人不都领导着许多人吗？但以上三人没有一位曾经领导许多人；在他们各自工作生涯的大多数时间，他们领导的只是自己而已。
而这正是要点所在：他们领导他们自己。他们不逃避这项任务，这是每一位领导人必须面对的第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领导挑战。
来自非典型领导人的领导教训
领导人做些什么？对鄂本笃、利玛窦与克拉维斯三人稍加研究，就能发现，这三人都具备领导品质。身为领导人，必须
——不断教着、不断学着：利玛窦学得流利的中文，汲取儒学中四书的智能，并将四书译成意大利文，将儒家思想引进欧洲。另一方面，他也将欧几里德几何学、天文学、以至于基督教教义传授他的中文教师。
——塑造“卓越而顶尖”的男女：克里斯多佛·拉维斯，在罗曼诺学院硕士班挑战他的学生，年复一年地持续40余年。
——坚忍：鄂本笃无畏于酷寒以及找不到神秘的契丹古国的恐惧，不屈不挠，终于越过三里高的山岭。
——以远大恢宏的雄图自我鼓舞：鄂本笃在亚洲偏远不毛、未经探堪的内陆跋涉数千里，追寻前往中国之路；利玛窦力图觐见300年来欧洲人一直见不到的中国皇帝；克拉维斯则立志为世人栽培一批无与伦比的俊杰之士。
——用先人从未设想过的创新作法因应挑战：为使中国人注意他要传布的基督信仰，利玛窦拟定一种出人意料的策略：他将几何学译成中文，并重绘世界地图。
——为追求完美而献身：克拉维斯不辞劳苦，为他的历法改革完成800页的数学证据。
——即使年迈，仍能敞开胸怀、接受新构想：克拉维斯以73高龄，仍小心谨慎地重复了伽利略的观察。
——尊重真理，甚于自我考量：尽管投入如此心血，鄂本笃坦承未能找到一条通往中国的快捷方式；克拉维斯虽然很明白伽利略的观察所得，对他穷毕生之力捍卫的理论构成威胁，但仍然支持伽利略。
——以身教、理念、与教诲影响他人：克拉维斯鼓舞了利玛窦与中国的后继天文学者，而克拉维斯、鄂本笃与利玛窦三人，直到今天仍继续影响着耶稣会。
领导的要旨不只是完成任务而已；任务如何完成也很重要。对所有领导人而言，包括鄂本笃、利玛窦、与克拉维斯，这意味着影响力、远见、坚忍不拔、鼓舞、创新与教育。
随着时间逝去，某些假设已经主控了我们有关领导人与领导的文化原型：
——所谓领导人就是“主导”事物的人：经营一家公司、领导一个政府、教练一个团队、或率领一支军队的人。
——领导造成直接结果，最有效的领导行为造成立即的结果。
——领导讲究的是“关键时刻”，如决定性的战役、冠军赛、与新商务策略。
对于领导人是什么，以及怎么才算是领导的问题，鄂本笃、利玛窦与克拉维斯三人有极不相同的声明。尽管面对种种光怪陆离的挑战，他们代表的仍然是切合我们大多数人生活的一种领导模式。
——大多数人从未面对如何鼓舞大批部属的挑战；我们面对的，是鄂本笃面对的那种比较平淡无奇、日复一日的挑战：如何在漫长、而且前景往往黯淡的旅程中自我激励。
——人生旅途的开展，很少能像精心制做的策略计划那样具有可测性；绝大多数的领导是即席发挥的。就像利玛窦在他乡异域的中国遭遇的一样，大多数人生挑战总是以始料未及的方式突如其来。这类环境不可能根据领导手册量身订做，也不会切合周详策划的人生策略；事实上，我们依靠的是我们的机智以及累积的智能。
——与走向战场的将领或面对抢七决胜赛局的教练不同的是，我们之中经验戏剧性关键时刻的人可说少之又少。事实上，我们的关键性“时刻”以一种缓步而前的形态呈现，它在我们充满平凡机会的人生旅程中，不断刻划下精微的差异：克拉维斯在48年教授生涯中，诲人不倦地将成百、成百的耶稣会新秀教育成材。
——如同鄂本笃、利玛窦与克拉维斯，我们极少能像一颗撞球冲击另一颗一样，一目了然我们的领导在世上造成的冲击。我们大多数人不能指望明确的成果，只能凭一己信念，认为自己的行动、决定、与选择有其价值而得到满足。
典型的公司仰仗的领导人相对较少，每一位领导人都据有极具权威或影响力的职位。但在耶稣会营造的事业体中，每一位员工都是领导人。在典型公司供职的人，一旦关键时刻出现，总是四顾寻找他们寥寥可数的领导人；但在耶稣会事业体的会士们只会求诸于己。更有甚者，他们了解每一刻（不只是关键时刻）都是作成冲击、营造一种毕生领导的机会。
每一位成员都在领导，而且都能终其一生不断领导。只有在极罕见的情况下，这些领导时刻能造成戏剧性、显而易见的结果；一般而言，它们都只是一些精微而容易为人忽略的机会，但这些机会加在一起，却形成一种行之毕生、正面领导的影响力。而且，如果每一位都能终其一生不断领导，最具感召力与鼓舞作用的领导表现，必须是自发、而且自我领导的。以下几章将探讨耶稣会与众不同的领导远见，以及几近500年来，这种远见如何协助会士们保持耶稣会威名于不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