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我就找对人了！”
如果圣方济·勿略对于别人这项要求还说了其它一些什么，史上并无记载。唯一的记载只是“够好了。我已准备就绪”（pues sus,heme aqui）而已。
当时方济·勿略即将成为才智的化身。最可能的情况是，所谓“耶稣会士的才智”一词，对方济·勿略与他十六世纪的耶稣会伙伴而言并无意义。我们在耶稣会的规章或通讯文件中找不到“才智”的字样。但每一位早期耶稣会士都能不假思索、立即认清标示着才智的态度与行为，作为他们行画之道的核心。所谓才智就是一经知会，能够立即起身前往全球各地、全力遂行一项良机的敏捷性，这正是方济·勿略当时的写照。它是一种在没有规则可寻的情况下工作、在面对其它人为之束手的难题时发挥想象力、创造新作法的意愿，就像利玛窦在中国的作为一样。它也是拥抱新构想与异国文化的创意，本章下文将提到的罗伯特·诺比利 就是这种创意的范例。
使耶稣会的才智如此突显的，倒不是它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行为特质。无论如何，前文已述的各项特质（想象力、调适力、创意、弹性、以及迅速反应的能力）早经领导学者们宣扬。事实上，耶稣会才智最主要的标记，在于使这些为有其可能的特质。罗耀拉不仅仅告诫学员、要他们有调适能力与创意而已；他还运用神操，确使他们采纳使调适与创意有其可能的行为、态度与世界观。
耶稣会的才智有两个重要成份。持平之心使耶稣会士们超脱偏见、牵挂、恐惧与心地的褊狭，使他们可以尽情全力追寻新理念与机会。而做为神操最终沉思项目的“成就爱心的默想”，使会士们拥有一种神爱广被全球的乐观的世界观。一旦会士们了无个人牵挂、能够全力追寻机会，又能深具信心、充满乐观地认定世上机会无穷，才智随而展现。想象力、创意、调适能力、与迅速反应，成为寻找、开启这些机会之钥。神操使方济·勿略等早期耶稣会士拥有才智；罗耀拉于是让他们踏下世界、放手领导。
大计划、小事业体
耶稣会发展海外版图的第一个大好良机，出现在一个能把握本身的难逢之机、掘起于世界舞台的国度，应是顺理成章的发展。葡萄牙长久以来一直因地处欧洲本土与沿海地区的周边而耗弱不振。不过，如果偏远的位置使这个国度遭排挤于商务主流之外，就大西洋的越洋探险而言，它却是一处理想的发起点。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探险队没有浪费这个机会。葡萄牙探险家巴特洛姆·亚士 在1488年抵达非洲南端；四年以后，哥伦布在美洲插上西班牙国旗。
随着两国在亚、美两洲的征服行动积极开展，欧洲权力均势也出现根本性的大转变。小小的葡萄牙不再渺小。在难得呈现的理智状况下（虽说它只是昙花一现）葡萄牙与西班牙作成决定，认为世界应该大得足够两国共享。两国没有一对栽进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的对抗，它们订定一项协议，这是个简单得优雅、天真得可爱、却又无比傲慢的一项协议。两国大使同意以佛得角群岛 以西370里格 的一个点为界，瓜分全世界。附带一提，对这个点究竟位于何处，两国其实全无一丝概念。
葡萄牙与西班牙就根据这个全凭想象、模糊不清的发起点，划出一条环绕全救、穿越南北两极的线，将世界分为两部，一半归西班牙，另一半归葡萄牙。还有什么能比这种作法更简单？根据协议，分界线以东所有新发现或尚未发现的土地，只要不是已经为基督徒诸王占有的，葡萄牙都享有排他的殖民权。对一个土地面积仅得美国爱达荷州一半、当时人口与今天爱达荷州约略相等的国家而言，如此成果算不错了。
当然，所有这些所谓“未发现”的土地千年以来早已有主人了，只不过当葡、西两国向谈判各造发出邀请函时，治理这些土地的“非基督教诸王”却不知怎么遭到忽略罢了。遭到葡、西两国漠视的不只是他们而已，其它欧洲国家也都未应邀与会。因此，除葡萄牙与西班牙以外，没有其它任何国家承认这项条约的效力自然不足为奇。两国没有因此屈服，而与欧洲列强展开庞杂紊乱、旷日持久的多边谈判，它们促使一个更高的当局为这项安排背书。梵蒂冈于1494年批准了这项协议，条件是两国保证在一切征服的土地宣扬基督信仰。
在条约批准近50年后，葡萄牙国王若望三世从罗马一位使臣处接获报告，谈到“某几位足为世人表率的修道人”。这位使臣早在巴黎时代已经知道罗耀拉这伙人。若望三世当时正在为深入印度、追寻“香料与人灵”的探险计划物色人选，而耶稣会士完全符合他的理想。若望三世于是要他派驻罗马的代表聘请这些会士。他派出的大使要求罗耀拉提供六位会士。罗耀拉于是坦承耶稣会人手不足，并问道：“如果都派往印度，世上其它地方一旦需用人手，阁下计划派谁前往？”
如果说葡萄牙是角逐世界霸权的一匹黑马，则耶稣会事业体根本连参与角逐的资格都还谈不上。事实上，当时耶稣会章程刚获教宗批准未久，犹处草创阶段的耶稣会甚至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事业体”。罗耀拉这么答复这位葡萄牙大使并无敷衍搪塞之意。他领导的整个“事业体”，其实只有十位正式成员，而当时身在罗马的只有其中六人。如果所有六人都前往印度，“世上其它地方”将真正无人可派。不过，这确实是任何一个有雄心、成长茁壮中的事业体不能错失的良机。耶稣会20％的人手（两位会士）于是奉派前往印度。在启程前夕，其中一人卧病。在获知需要由他出马、取代那位病倒的伙伴以后，方济·勿略立即答道：“没问题，我已准备就绪。”后世耶稣会士在遇到类似状况时，也经常效法他的答复，说：“好得很，找我就找对人了。”
48小时内，方济·勿略补好一条换洗的长裤，晋见、拜别了教宗，稍事打点、束装就道。
随遇而安
方济·勿略在启程以前并未订定任何策略，因为无论什么计划一旦面临现实考验，很快就会荒腔趟板得可笑。而他的耶稣会同行伙伴西马奥·吉古斯，甚至还没有走出里斯本驿站即已与他分手。后来，感慨言道，宁愿牺牲帝国也要把耶稣会带到葡萄牙的若望三世，当时却是坚持罗吉古斯必须留在里斯本，不得随行前往印度。方济·勿略于是孤身一人展开印度之旅。
罗吉古斯就这样没能赶上这次十六世纪版本的邮轮旅行。原本预计需时六个月的行程结果耗时年余。当船驶入几内亚外海无风带、动弹不得时，四百余位乘客与船员就闷在不洁的条件下、备受煎熬。患上坏血症的乘客齿龈淌着血，橕着肿胀的又腿蹒跚而行，祈求赤道炙人的暑热能够稍歇。，一旦大雨真的落下，他们就又立即改口了。为方济·勿略作传的人，整理方济·勿略与他人的书信往还，有以下一段对当时情景的描述。
热带有大雨绝非快事。雨水微温而且有毒。如果盛一杯雨水摆一个小时再取而饮用，杯子时必须爬满小虫；如果雨水落在晾晒的肉品上，肉品也会出现蠕动的小生物；如果落在衣物上，除非立即用海水清洗，衣物也逐渐爬满小虫、发出霉味，并且开始腐烂。
食品也腐坏了。饮用水泛黄发臭。由于实在恶心，在喝它的时候必须捏紧鼻子、闭上眼睛，或在嘴前隔一层布，但可怕的渴字当头，无一能够幸免，大家也只得喝下这种水。
不过，至少方济·勿略熬过来了。对他这趟旅程而言，能活着已经是侥天之大幸。当年从欧洲往印度卧亚的船，能够安全往返的只有半数而已，在这样的年代，印度之旅可不是一件小事。
远离家园当家常便饭
方济·勿略由于旅途过久，错失了成为第一位在欧洲大陆外工作的耶稣会士的机会。在他启程很久以后，另两位耶稣会士展开一项海外任务，当方济·勿略的船距离印度仍有三个月行程之遥时，这两位会士已经铩羽而归。当然，两人的行程比较短：他们奉派前往爱尔兰，纠合当地人民、起而反抗英王亨利八世强制颁行的新教。其中一位会士颇有先见之明地，在苏格兰买了一条当地男子穿的短裙，然后度过爱尔兰海。显然，只靠一条乡土味十足的裙子，不能打动爱尔兰部落酋长的心，而且事实也证明这种不很感佩的感觉是相互的：“我们确实面见了一些酋长，如麦奇兰与奥卡汉等等”。但摆在眼前的事实使我们讶然，由于比野兽还要恶劣、若非眼见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而野蛮的生活方式，这个国家内斗之烈，已经严重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两人无功而返。但仅凭能从无法无天的爱尔兰全身而退这一点，已经足够使冷漠的苏格兰人感叹不已。两位会士仿佛凯旋的英雄，获得苏格兰人盛大欢迎，因为“他们不相信在世界末日到来以前还能再见到我们”。
无论方济·勿略或任何其它欧洲人，没有人知道一旦抵达卧亚究竟应该如何。在启程以前，没有人向他演示文稿亚洲状况。又有谁能向他演示文稿什么？方济·勿略自己写的书信，是欧洲发表的首批来自远东的通讯。亚洲的地图还没有定案，随着探险家与贸易商的新发现而不断改变着。方济·勿略最后在日本付出他最主要的心力，而当他的船在葡萄牙启碇的那一天，欧洲人还不知道世上有日本这样一个国度。
方济·勿略如果为求谨慎，应该就在卧亚（当时葡萄牙萌芽中的亚洲殖民帝国行政中心）安一下身来。庞大的印度次大陆，应能为耶稣会的多国作业提供一个足够宏伟的跳板。再怎么说，当时整个耶稣会事业体的规模，仍然小得可以全员挤进一张大餐桌。但方济·勿略自有一套更具雄心壮志的逻辑。他非但没有在已经成为殖民重镇的卧亚停留，还不停前进着。他不辞劳苦地往南，来到印度的渔人海岸，然后沿香料贸易路线东行，途经麻六甲、爪哇、安汶与摩鹿加群岛的毛洛泰。
新世界的新事业
这些旅程不仅止于探勘之旅而已。在方济·勿略完成旅途之际，小小的耶稣会事业体已经在今天的印度、马来西亚、印尼、日本与波斯湾的港口荷穆兹有了自己的据点。他不只是到了这些地方而已；他还在这些地方做了事。当欧洲的耶稣会士还拿不定主意，是否应该进军教育事业时，方济·勿略寄来的一封信热情洋溢地描述他办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不但招收当地孩子，也对葡萄牙殖民的子女们开放。这是全球第一所耶稣会经营的同类型学校，并且或许还是世上第一所同类型学校。方济·勿略事先甚至没有就办学一事与罗马耶稣会总部相商，他只是建议在欧洲的伙伴们或许可以试试教育这一行。
他在其它的作为也同样积极。为充实作为招牌的罗马学院，耶稣会买下它的第一家印刷厂，但此举只不过较方济·勿略稍快了一步而已。在同一年（1556年）年底，他在卧亚办了一家耶稣会印刷厂，大幅领先在巴黎、威尼斯或其它更具大都会条件之处工作的耶稣会士。
凭借他本身的想象力与活力，方济·勿略使亚洲的经营（并延伸为所有海外活动）成为耶稣会事业体的优先要务。举例说，试想一下，所有十位共同创办人都在巴黎受高等教育，其中四人是法国人。但在方济·勿略抵达卧亚之后不出数年，三十位耶稣会士（包括离乡背井的欧洲人与印度当地人）已经在卧亚工作，留在熟悉的巴黎的却只有十三人而已。有没有任何一家现代的美国或欧洲多国公司，能有类似成就？在抵达卧亚时，方济·勿略独自橕起耶稣会在亚洲的一片天。他缔造了一个成就非凡、“如果我建起来，他们就会来”的故事：在他去世时，工作于亚洲各地的欧洲与印度籍耶稣会士已经超过七十人，而且还有一长列志愿之士等加入他们的行列。
方济·勿略四海为家、冒险犯难的生活方式，为后业鄂本笃、利玛窦等人的海外任务带来许多启示。这些后世精英各自开拓了新途径，但他们都同样禀承了方济·勿略的传统。而且方济·勿略首开先河的这种开拓新途径的耶稣会风格，远较仅求上路、不问目标的作法更具想象力。早在利玛窦以北京皇宫为着眼很久以前，方济·勿略已经在作大事本能的驱策下，经过一个冬天的跋涉，从日本偏远地区来到皇廷所在的京都。方济·勿略的目的，不单是向日皇呈递国书而已，他还要促成史上第一次东、西方学术交流：将来自巴黎大学与其它欧洲大学的教授带进日本帝国大学，同时将日本的教授送往欧洲。在方济·勿略以前，即使只是踏入京都的欧洲人都还没有一个。方济·勿略究竟凭着什么疯劲或冒险癖好，亦或两者兼而有之，而椇他能活着抵达京都？至于立志晋见日皇，与促成学术交流，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了。
方济·勿略的京都之行无功而返。他提出的晋见日皇的要求遭到断然拒绝。他并不气馁。没隔多久，他又回到京都，他无休止的雷达这时捕捉到一个新机会：
截至目前为止，我见到的中国人都具有敏锐的智能与崇高的理想，比日本人强得多，也比日本人更加好学得多。中国拥有各式各样财富，人口众多，大城遍地，精雕石工建构的房屋随处可见。而且，也诚如众人所说，它极富各种丝绸制品……
我想，在今年（1552年），我要启程前往中国君主的驻地。
方济·勿略把他的后援留在日本，以一座荒废的佛寺做为活动据点。留在日本的这支团队，很快觉察到方济·勿略其实错估了日皇与皇室的权力；真正的权力握于大将军手中。在方济·勿略之后又过了两代人，一位名叫乔·吉古斯的葡萄牙耶稣会语言学家，找到一种吸引大将军注意与兴趣的好办法。这种法子不像学术交流或天文学辩论这么崇高。事实上，它只是罗吉古斯以商务联络官身份提供的服务：当葡萄牙船只驶入长崎港、贩卖来自中国的丝绸制品，他们遇上一位精通欧洲谈判手法、能为日本人争取合理交易的中间人，即耶稣会士乔·吉古斯，他开始扮演日本大将军德川家康的商务联络官。
方济·勿略没能抵达中国。他在距中国海岸约三十里的上川岛上去世。几年以后，宣布他死讯的信件，沿着以“没问题，我已准备就绪”为开端的同样那条迢迢万里之路，传回罗马耶稣会总部。在方济·勿略去世后几个月（他的死讯传回罗马前几个月），罗耀拉写了一封信给他这位友人、也是耶稣会共同创办人，要他返回欧洲，为方济·勿略的故事划上极具反讽意味的句点。从罗耀拉的这封信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方济·勿略不是当年唯一远赴海外工作、有远见的耶稣会士。成员只得十人的耶稣会事业体，在不到十年间已经将触角伸入四大洲：
你也知道印度之利，主要取决于赴当地的人选；你看得出哪些人适合，哪些人不适合，哪些人派往某处最宜，哪些人派往另一处最宜……
所有这些理由谈的都是印度之利，但凌驾这一切之上、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你能引起葡萄牙国王对衣索匹亚的兴趣。这许多年来，他一直就在计划做这些大事，但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作为。从葡萄牙，你还能对我们在刚果与巴西的会务帮上大心。
虽说似乎有些不切题，但方济·勿略之死可谓死得其时、死得其所，因为它无疑为耶稣会带来厚利。对继起的世世代代耶稣会士而言，有关于他的神话，价值远远胜过如果不死他或许能在中国缔造的成就。而他在眼见中国海岸之际却壮志未酬，也为他“没问题，我已准备就绪”的名句造就了绝佳的书夹。他的书信经复制，在耶稣会各单位间流传，造成强烈震撼。驻在葡萄牙柯伊布拉的一位耶稣会领导者曾经提出报告说，在读过这些书信后，他的团队士气空前振奋，他“如果想将整所学院搬往印度，一点困难也没有。”
在方济·勿略以前，耶稣会的远见主要只是纸上谈兵。现在耶稣会有了一位体现它的真正英雄。他虽然奉派前往印度，却单枪匹马、橕下整个亚洲一片天地，从而展现耶稣会管理人至重的神圣雄图；他在受命后一天内动身前往亚洲，显示耶稣会鼓励会士们耕耘的持平之心；他基于自己的见解为耶稣会塑造最有利的方向，表露为耶稣会奉为圭臬的企业本能。
敏锐的方济·勿略离开日本，前往中国追寻更有前途的机会，从而展现他的才智。几世纪以后，制造商与金融业者又一次采取同样策略转进，在1990年代初期从日本后泡沫经济中脱身，全力把握在中国与新兴东南亚诸国不断呈现的商机。方济·勿略面对始料未及的环境，能够凭借才智应变；3M公司造出一批黏性不够持久劣质黏胶，公司一位研究人员同样凭借才智认为，它应该有些什么特殊用途，立贴于是问世。
偏离古典修会传统
早期耶稣会士以事实为证，证明他们的模式管用。从没有一个宗教性事业体尝试过类似作法。耶稣会强调速度、机动、反应、与弹性的策略价值，与宗教性事业体一直以来的一切体现恰恰相反。为发扬这些耶稣会价值，罗耀拉拋弃一切对它们构成障碍的传统修会作法，例如祈祷，或者更精确地说，修道院传统式的祈祷。人修会典范引领下，耶稣会士大举创新；欲了解他们成就的这些跃进，我们首先必须作一些历史探讨，以了解早期宗教组织的运作方式，以显现耶稣会如何大幅背离了传统。
拥抱世界，而不是从中抽身
十六世纪基督宗教主流修道生活的纪律不能符合耶稣会要旨，丝毫不足为奇。耶稣会拥抱这个世界，会士们自我融入于它的日常生活，住在它的城市与文化中心，他们四处旅行，并与它的人民一起工作。但在那个时代，修道生活的传统却植基于相反的动机。修道生活先驱之士的作法一般而言不是迎向世界，他们迅速奔向另一方向。在三世纪，埃及的圣安东尼于22岁那年从他的村中出走，他孤身漂泊进入沙漠，离群索居直到于105岁去世为止。在世界各地基督徒起而效法他人很多，其中有些人更将他们独处之欲发挥到匪夷所思的极致。叙利亚修士席奥杜雷写道，有一位隐士在两根竿子间吊着一个离地悬空的盆子，并且在盆子里生活了十年。他需用的食物用绑在绳子上的一个桶子吊上来；料想其它一些东西也以同样方式吊下去（希望他用的是另一个桶子）。圣西门苦修士为这个主题写下另一版本。虽然他欲求隐居而结卢于荒野，但前往寻求精神建议的人不绝于途。西门在不胜其扰之余，开始建立许多高柱，最后一根柱高达六十尺，他就住在柱上，盼能够独自一人过完在世最后35年。可想而知，这策略带来反效果。圣西门与同样有感而发的“苦修派”，成为精神观光客的景点，甚至拜占庭皇帝也曾经忍不住好奇，来到荒野一窥究竟。
这些隐士的故事或许多彩多姿，早期教士们一般而言过着远为平淡的公社式生活。在第五世纪，数以百计的修道院遍植从欧洲直到北非与埃及各地。每一所修道院的修士都有志一同，他们放弃尘世一世名利追逐，致力于修道研究、祈祷与体力劳动。但除地心引力以外，许多修道院团体赖以结合的，只不过是它们本身的地方传统，与一位明智（希望是如此！）院长的指导而已。
第六世纪意大利人本笃，原先完全过着这类传统修道院式的生活，直到开创一种新作法为止。由于受不了家乡罗马社会风俗的每下愈况，本笃孤身隐居。像西门苦修士一样，他的名声也引来许多寻求智能的人。但不同于西门苦修士的是，他终于同意出山，进行对一所修道院的改革。这所修道院因连续几次院长无德，而沦于清规散漫。但他的领导过于严厉，修道院修士们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干出任何不甘就范、心怀不满、而又刚愎自用的修士会干的事：在他的食物中下毒。
边做事边祈祷
硬朗的本笃活了下来，他对修道院改革的胃口也于是真正大开。他集结一些比较有决心的修士，在意大利的卡辛诺山建立一所新修道院。他在这里订定的一本50页的“会规”，最后成为支配西方世界修道院生活的指导范例。本笃会的会士每天在七个定时集合，进行集体祈祷。他们每天的祈祷，以凌晨两点的晨祷揭开序幕，每隔定时进行一次，直到晚间七时的晚祷为止。这些时刻安排，只有在季节转变的情况下，为调适日光时间而做调整。夏日之阳升得早，早课时间也随而提前，紧接着凌晨二时晨祷之后展开，“中间间隔时间非常短，修士们可以利用它出外方便”。我们不得不对本笃肃然起敬：他定的规章不过50页，却连生活中每天必行的事都管到了。
几个修士如何组织他们的日常生活，这又有什么好讲的？或许这在今天确实是无足轻重的琐事，但对于正沦入“黑暗时代”的默然一刻的欧洲而言，这些事极端重要。在野蛮游牧部族大举蹂躏下，腐败的罗马帝国的城市逐一破败。公共教育、图书馆、甚至读写能力的本身，逐渐成为有关一个较文明时代的遥远记忆。学习之光愈益黯淡，而修道院的学者与抄写人遂成为极少数持有火炬的人，唯能靠着他们，世界才不至陷于一片漆黑。正因为修道生活的作法如此重要，在本笃之后两个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路易斯一世（即虔信者路易斯或有礼者路易斯）认为应该召集教会权贵辩论修士生活的纪律。辩论结束后，他下令帝国境内所有修道院必须遵照本笃定的规章。
这项命令的施行是否贯彻不得而知。在第九世纪时，消息传播的速度很慢。一些偏远的修道院无疑对虔信者路易斯或圣本笃未曾听闻，更不知道前者是他们的皇帝、后者则是现在具有约束力的清规作者。但无论是否获得普遍遵行，几个世纪以来，本笃对修会生活的见解一直根本性地影响着修道戒律，直到罗耀拉的时代。
本笃个人逃避罗马（其实是逃避世界）的欲望，深深左右着他的宗教生活见解。本笃的修道院是一个个自力更生、与世隔绝的岛。他们生产自己所需要的食物、衣服、与其它必须用品。他们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每一个修道院都独立运作。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个上级机构对国境内所有本笃会修道院负责，当然更不存在所谓统辖全世界所有本笃会修道院的总部组织。本笃订定的规章，也不带任何扩张主义者或传教士色彩，并不主张建立新的分枝机构。事实上正好相反。欧洲的“游方修士”令本笃愤慨不已，那些刚愎自用的修士“从一省漂泊到另一省，以过客身份投宿于不同的修道院中；他们随自己的意愿而行，贪图着口腹之欲”为思的以匡正，每一位服膺本笃会规的修士必须宣誓“安定”，要在他加入修道院中度完余生。这种强调安定的教义，显然与每天定时进行集体祈祷的作法相辅相成。许多世纪以后，罗耀拉与耶稣会士们发现安定或定时集体祈祷并无价值可言。事实上，耶稣会的祈祷是个别、边行事边进行、而且是自我规范的，省察就是例证。
但本笃模式在以农耕为主的黑暗时代问世，而且它非常切合那个时代。无论如何，当年修士们不可能从附近大城市购得杂货，他们所以投身修道院也不是为了逃避都市的尘嚣繁杂。因为在那个时代，贸易系统已经崩溃，城市也难得一见。
新时代
不过，欧洲城市终于又一次复苏了了。欧洲新经济的成长当然绝对没有近年来达康狂潮（愿它们得以安息）的盛况。但部份由于第十二与十三世纪的布商及他们雇用的织工、木匠、建筑商、银行家、货运商、食品商、以及为满足世俗需求而经营其它营生的业者，城市缓缓恢复了生气。这些重现生机的都市社区也有宗教、社会与精神方面的需求。而奉行本笃会规的修士一般隐于乡村，通常远离新兴城市中心，当然无力因应这些城市人口的需求。新时代需要新模式。两位伟大的修道院改革家于是问世，提供这些需求。当欧洲迈入第十三世纪之际，圣方济与圣道明在修道院的墙上打了一个小洞，实验修道生活新作法。
圣方济主张放弃实质的家庭财富，以做到玛窦（马太）福音的训示：“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外衣，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像浪迹漂泊的传道人依靠施舍过活一样，过着有一餐没一餐、更别提隔宿之粮的日子。他们不能未雨绸缪而预先存钱：因为根椐教规，他们连钱币也不能碰。尽管圣方济从无建立庞大修会的雄心大志，但他极富魅力的诉求引来数以千计追随者，他们甘于贫穷、简单的生活方式，而在一切自然事物中寻求天主的影迹。
为全球性成长而奋斗
圣方济所以留名青史，最重要的事迹或许是他的虔敬恭俭，以及他绝对的安贫乐道，但他对一位干练的首席业务长盼望之殷，或许也是使他留名的一项重要因素。圣方济希望建立一个组织松散、小规模的修道团体，于是根据这种理念建立他的事业体。每一位方济会成员都有权接纳新成员。至于入会标准等细节问题，似乎没有人非常担心。一旦新人入会，方济会也没有为训练他们而定的有组织的见习修行系统。当方济会的规模与一家街角小店相当时，这种作法没有问题，但一但它的规模与麦当劳不相上下，同样这种各自当家的管理风格就问题严重了。
早期方济会的正式会员每年举行一次“全体会议”，解决策略性的问题。当成员人数还少的时候，这种作法效果很好。但到1221年，方济会会士人数已达五千人，这样的全体会议不再像策略会议，倒凭添几分马戏团的色彩。会士们从全欧洲各地赶来开会，有些人长途旅行数月而来，但除了每一位会士听命于方济的终极领导以外，整个修会并无明确的指挥系统。而且每一位会士也只受过引他入会者的非正式训练，全体会议之不具生产性可见一般。
方济与有志一同的道明修会创办人（圣道明）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将修道生活的重心重新调整。这两位修会创办人最核心的见解，都在于解决有燃眉之急的基督教世界都市化问题。教士们每天要外出传教或教学。但他们都只能在修道院附近活动，因为他们必须举行本笃会规所定、排得很紧的定时集体祈祷。一种积极入世的冲动使他们渴望共同有所作为，但每个修会却又极力将这种冲动塞入出世的传统修道模式。这一切极不自然。
不同于全然自主的本笃式修道作法的是，两位改革家并且摸索着“全球化管理”。道明修会选举一位世界性的会长，不过总会长的权威受限于制衡系统，这个系统之精，令美国宪法的订定人也要叹为观止。每一个道明会会院推举它本身的领导人，每一个地区大体上各管各的事。其结果是，总会长并不能像现代公司执行长一样大权在握。相形之下，方济会的总会长则享有较大实权，只是缺乏组织性基础设施以有效行使这些权力罢了。
广为分散的权力以及领导人的民主选举，使道明会的潜能无法全面发挥，而严重的“管理不彰”则消弱了方济会的实力。两个修会都没能像后来的罗耀拉一样，特别打造一种能与积极、机动的现代大公司相比美的领导或管理模式，它们甚至没有尝试这么做。理所当然，两个修会也都无意营建一个大规模的现代化事业体。道明、方济与他们的追随者无疑对他们的成就已经相当满意：他们建立一种平衡的人生，既然积极服务，还能保有沉思的祈祷。道明朴实得优雅的座右铭，一语道尽这种生、工作、与祈祷作法的本质：“沉思，并将沉思的果实献给他人。”
但依纳爵·耀拉确实有意建立一个积极、机动、磆大规模的现代化事业体，只不过他或许没有这用类词藻表达他的意图而已。此外，道明与方济拉长了传统修道生活的衣袍，以掩饰他们较具入世色彩的雄心，而罗耀拉则决定有必要完全换一件新袍。在本笃千年之后，在方济与道明三百年后，罗耀拉开始起草耶稣会会宪。他拟妥的定稿纳入所有以上三种修道传统，但作为会宪基础的模式却大异于这些传统，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首先必须去除的，是修道生活的基本组织原则：每天定时的集体祈祷。耶稣会强调全面介入实地工作，这与每天必须定时赶回修道院进行集体祈祷、使会士们束手束脚、无从施展的规约不能兼容。修院团体每天多次进行定时的集体祈祷；罗耀拉的耶稣会士则乘工作余暇，各自进行祈祷。这种作法与过一直以来的行事方式大不相同，它是一种飞跃，它创造的空间使耶稣会士得以把握突如其来、始料未及的机会，以“协助人灵”。
任务视机会而定，而不以严格的定义为基础
在耶稣会以前，修会通常将任务限定服务领域或工作类型。如圣道明即明定修会中心任务为“传统与教学”，但罗耀拉不愿束缚耶稣会士。机会因时而异，即使在1540年，改奉基督新教的德国的需求，也因非基督徒的日本的需求全然不同。罗耀拉于是为任务做了海阔天空的注解：“本会的目标是，奉（教宗）命或本会上司之命，透过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进行传教，听人告解，并运用一切其它可行手段协助人灵”但“协助人灵”究竟包括些什么工作？显然，只要是一位自觉的耶稣会士与他的长官认为可行的，从探险旅行到地图制做、到天文学研究，都在其列。罗耀拉没有限定他的耶稣会士必须从事什么特定工作，他只是告诫他们避开那些可能拖累他们、或使他们的策略弹性受限的工作：“同样，由于本修会的成员应该随时准备就绪，动身前往世上某地或其它地点，他们不应带领修女或负责与这种自由自在不能兼容的类似负担，这种自由自在是我们行事风格必不可缺者。”而在十六世纪并不是一个标榜政治改革的时代。
耶稣会共同创办人为确使迅速反应，誓言做到应教宗之命，立即动员，“不得有任何借口，只要（教宗）认为派遣他们有利，无论前往任何地方、无论是信徒或异教徒居住之地”。耶稣会以明文规定会士必须献身供教宗驱使，从而断绝回头之路、迫使会士保持弹性。不管喜不喜欢，只要教宗有所差遣，他们就必须去做。
当然，仅仅靠着在公司手册中反复宣扬这些目标，并不能使公司变得具有策略弹性、变得随时可以接受改变。如果事情这么简单，美国将充满敏捷、机智的领导。拥抱改变说来简单；要身体力行、在未经测试的战术上赌上一个人的事业、为任务而舍下亲友远赴异域，就难得太多了。凭借神操练就的持平之心的沉思功夫，早期耶稣会士得发超越可能对他们形成障碍的种种牵挂，起而因应这些与其它挑战。耶稣会不仅讨论应变的敏捷性，也培养新人具备这种敏捷性。
为防有学员不能完全了解这项讯息，每一位学员必须通过一项单独面对的考验。每一位学员都要奉派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基督信徒对抗自然要素”的长途旅行。他们空手出发，沿途乞食、餐风露宿而行。这项挑战的意义再明确不过：唯机智、机动、有创意、不受牵挂、能够独立运作的人，才能成为耶稣会士。也难怪有这么多耶稣会士养成冒险犯难的习性。贾奎斯·奎特在随路易斯·利叶 控勘上密西西比河时，早已是老资格的探险家。他在初学修行时，已曾长途跋涉两百哩、往还南西与迪黑尔之间。当然，相对于乘独木舟穿行于成群结队的美洲野牛之间、赶赴与伊里尼部落酋长之约，在法国东北的荒野之旅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但相对于鼓励弹性与机智应变的公司手册而言，神操的两段式打击，以及为期一个月的旅程，对学员的冲击要深远得多。
在俗世、而不是在修道辽墙内寻找天主
罗耀拉彻底改造了修会生活的结构。在奉行本笃会规的修道人誓守安定、终生不离修道院之际，耶稣会士却投身于机动运作。罗耀拉的副手杰洛尼莫·达尔 在欧洲各地巡回旅行，阐述耶稣会士这种与众不同的思维与生活方式：“（耶稣会士）了解他们无法建造或购置足够的会院，使他们可以就近奔向战斗。既然情况如此，他们认为，唯有在不断行动时、在世界各地旅行时、在没有一个专属自己的地方时，他们才能置身于最平和、最喜乐的住所。”理想的耶稣会士，不仅不会视改变为畏途，不会逃避世界，还要拥抱不断行动的人生，视之为“最平和、最喜乐的住所”。纳达尔在对另一群会士发表谈话时，也曾这么说：“必须注意的是，我们的组织有不同类型的房屋或会院。它们是：修练场所、学院、特殊会院、以及旅行，而透过这最后一个会所，整个世界成为我们的家。”速度、机动性、想象力与弹性是目标。所有障碍物都必须清除，包括修士生活惯常的一些作法。纳达尔说，罗耀拉有一次严厉斥责他：“第二天，（罗耀拉）当众厉声斥责我；此后，他不再倚重我。”纳达尔究竟犯下什么大错、惹得罗耀拉发这么大的脾气？原来纳达尔在西班牙耶稣会士请求之下，同意他们每天祈祷一个半小时，而他这位神圣的、神话般的耶稣会老板，之所以这么愤怒，只因他听说纳达尔居然让西班牙会士花这么多时间祈祷！罗耀拉坚持，“真正克己之士，只需要透过一刻钟的祈祷就能与天主结合。”
罗耀拉的重点何在？他并不反对虔诚，但他认为耶稣会士行动使命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能否找出在无损于行动的情况下，仍能保有虔诚省思之道。或者，如纳达尔在主张以罗耀拉为行为典范时所说，耶稣会士应该“行动中不忘默观”。他的另一位伙伴有更率直的解说：“在日理万机之间，我们的会父（即罗耀拉）犹能如此泰然自省，实令人难以置信。”
罗耀拉能够如此动静自如，究竟关键何在？就像其它许多技巧一样，这项行动中有自省的能力也回溯于神操。罗耀拉放弃定时集体祈祷，并以繁忙中保持专注与宁静的策略取而代之。这些心理上的日常省察的小站，使他得发在行动过程中，不断保持专注。
但若是没有焦点，即使不断努力专注也属枉然。耶稣会为使每一位新人了解他的弱点、建立他的世界观、耕耘他的持平之心而进行的先期投资，也同样重要。唯能如此，会士在停下来进行专注努力时，才能凭本能而察觉应该注意些什么。他要比对关键性目标，评估自己几个小时以来的表现，评估使自己习惯性犯错的弱点，以及损及自己持平之心的种种牵挂。在经过这种精神与心理上的微调之后，他又重返竞赛。
此外，成就爱心的默想能使学员与广被身周神爱调和，也与繁忙之中进行沉思同样重要。耶稣会认为，会士们不必每隔几个小时聚集在教堂，以自我提醒他们置身工作的是什么样的世界。事实上，他们经由神操而衍生的世界观（他们观察世界的透镜、他们对其他人的看法），使他们可以在日常行动中，不忘“在一切万物中寻找上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正是在一切万物中寻找天主。罗耀拉告诉耶稣会士，要他们“在一切万物中，例如，在与他人的对话中，在行走、眼观、口尝、耳听、心想、以及一切所做所为中”，寻找上主。
前文描述的是十个世纪以来，修道生活慢动作的演变历程，从奉行本笃会规的会士到方济的修道士、再到依纳爵·耀拉胸怀世界的耶稣会士。如果修道生活的演变缓慢，它所反映的中世纪世界亦然：罗耀拉的耶稣会士如若置身于本笃那种封建的农业时代，或换成方济的十三世纪，一定无法立足。
今天的世事变化快得更加惊人；现代管理人不仅以能够跟上变化脚步自豪，还标榜能够推动改变、以便在持续变化的市场中掌握竞争优势。但是在变化管理，我们或许不如我们期望的那样擅长。汤玛斯·得斯 与罗伯·特曼 ，在1982年发表《追求卓越：美国杰出企业成功的秘诀 》一书；这本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作品，曾稳坐畅销书排行榜三年有余。两位作者在书中为企业追求至佳之道开出处方，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处方仍然出奇管用。不幸的是，当年经他们誉为“美国杰出企业”，有许多早已今非昔比。彼得斯与华特曼在前后二十年的研究过程中，以严厉手段进行筛选，并且推选出三十六家通过“所有最佳表现考验”的公司。这三十六家公司中，有些公司迄绽放光芒。有些已经在为企业生存而苦苦挣扎，它们不再是卓越的典范，而成为好公司何以变坏的个案分析研究教材（如伊斯特曼·达，与Kmart超市）。更有一些公司已经沦为企业接管行动下的牺牲品，成为人们淡忘的历史陈迹（如阿姆达 ，齐斯伯洛·兹 ，与雷齐姆 ）。
彼得斯与华特曼的筛选过程不能说不谨慎。他们选出的，是在1982年表现得最好的公司。但就像创造至佳表现的领导一样，卓越也不是一种一旦攀上、长保无虞的高原。数发千计的员工，因这些原为角色典范的公司的没落而失业，对他们而言，现代世界的瞬息万变与波涛汹涌自是再清晰不过；要想在如些世上出人头地，个人必须营造在近乎恒变的环境中不断茁壮的技巧。而且在变化中茁壮，不仅是一种职场生涯的顾虑而已；震撼着职职场的社会、科技、与文化改变，同样也为人生每一层面带来无尽的威胁与机会。调适、创造、与迅速反应的能力，是二十一世纪的核心个人领导技巧。
罗耀拉与他的伙伴早在十六世纪已经了解，他们必须立即塑造一支能适应改变、富有创意的耶稣会团队；在动荡不安的二十一世纪，这些技巧的重要性尤胜于当年。但在1982年“寻求卓越”的考验中脱颖而出的那许多明星企业，不出二十年而没落的事实，说明许多今人在弹性上，远远不及十六世纪深入亚洲探险的方济·勿略。为什么？或许我们未能像罗耀拉的耶稣会那样，专心致力集结内在的、个人的建材，以建构才智。
在方济·勿略闻开印度约六十年后，另一位耶稣会士罗伯特·诺比利来到当地。戴诺比利把耶稣会的才智发挥到极限，终于引来教宗的猜忌不安。这在耶稣会史上，既非第一次会是最后一次。
穿红袍的耶稣会士
罗耀拉对于创造力与弹性的热衷，可谓钜细靡遗——甚至连衣着也不忽略。其它修会以别出心裁的袍服自豪，视它们为修会的标志。罗耀拉则强调穿著简单的修道者服装，以“融入居住地区的习俗”。他指的是欧洲各地天主教会在习惯与服装上的细微落差。依照罗耀拉之见，耶稣会士应以融入当地文化、而不是自别于当地文化之外为要务，而服装穿著不过是一种点缀罢了。但当富有冒险精神的耶稣会士来到非基督教世界，与当地什么都穿、就是不穿黑色会服的会士们一起工作时，他们对所谓的“融入居住地区的习俗”的大胆诠释，或许连罗耀拉也称奇不已。
有鉴于在他们的脑海中不断回响着的那些理念，抵达亚洲的耶稣会士一心想的，可能就是文化实验。事业体赋予他们的任务是运用一切手段协助人灵。每一位学员都曾就一万杜卡的那个主题进行沉思，以自我摒弃各种让人牵肠挂肚的事，以耕耘持平之心。纳达尔等管理者也反复重申随时应变的讯息，让他们知道只有在不断移动时，他们才能置身于最平和、最喜悦的住所。无怪乎许多耶稣会士，为融入居住地区的习俗，能很快挣脱十六世纪欧洲的文化束缚。时年二十八岁、愿为意大利贵族的耶稣会士罗伯特·诺比利，于1606年来到印度南部城市马杜莱，他探讨文化疆域之彻底，或许称得上前无古人。
由于耶稣会内出身欧洲权贵者实在多不胜数，若论家世，罗伯特·诺比利几乎在任何其它地方都足称显赫，只除了耶稣会之外。他是一位教宗的侄孙，是一位教宗禁卫军总司令的儿子，但为了当耶稣会士，他宁可放弃自己席维提拉伯爵的头衔。为了加入耶稣会，他割舍了多少荣华富贵不得而知：他原来可以拥有一大笔家产自不待言；或许还有戴诺比利家族在托斯卡尼的一座府邸；如果走上传统神职生涯，他可能还能成为一位枢机主教。
他没有穿著，械机主教礼服、安坐在托斯卡尼的府邸。1610年，戴诺比利坐在位于赤道以北几度的一间茅屋。他穿著一件染成红色的会服，除一小撮头发以外，一头剃得精光，前额还用檀香木膏画上一道符。戴诺北利每天只进一餐用草调味的米饭，别提什么来自戴诺北利家族蒙提普西安诺葡萄园特酿的葡萄酒佐餐。由于在家乡意大利出身贵族世家，戴诺北利在来到印度之初，曾根据印度的作法，自称是统治者阶级一员。这是一种经过精心筹划的策略，目的在免遭当地人贴上“贱民”标籖。原来戴诺北利的传教士伙伴在来到印度后，都遭当地人无分青红皂白地视为贱民，他们的传教工作也因此永难推展。但随着对地主国文化了解愈深，戴诺北利也逐渐调整他的策略。他开始将三缕显目的白色棉纱挂在肩上，使之垂在腰际，以显示自己是婆罗门（僧侣）阶级一员。此外，他并且采用托钵修士（“放弃一切”的修士）严格的饮食与饮养生纪律。
托钵修士戴诺北利，说服婆罗门学者席法达玛 教他印度教基本经曲吠陀经 ，而成为双料第一。戴诺比利不仅成为第一位真正称得上彻底参悟吠陀经的欧洲人，也成为第一位精通梵文的欧洲人，而梵文是印度教印度的经典语文，也是吠陀经使用的文字。事实上，他是三料第一；戴诺比利不仅在印度学习，同时也积极参加宣道工作。因此在领悟梵文吠陀经以后，这位托钵修士转而钻研坦米尔语，并且用坦米尔语写成论文《永恒生命的对话》，这几乎可以确定是欧洲人以印度文字写下的第一本神学论文。在这本论文中，戴诺比利以本身的见解诠释如何获取吠陀真知之道，提供印度教民参考。
当有消息传来，说这位原来的度维提拉伯爵竟然成为印度教徒、并膜拜偶像时，警钟在罗马响起。在一个诡谲而陌生的世界，究竟应该如何诠释“运用一切手段”，本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无论在罗马，甚至在马杜来，并非每一位耶稣会士对这个问题都有一致看法。当时在罗马的一些耶稣会士，正为一些远为凡俗的事争执不休。在有关戴诺比利所作所为的消息传到罗马过后不久，耶稣会的官僚，正为未经任命圣职的会士能否戴已经成为耶稣会士标准服饰的黑软帽，而争得面红耳赤。他们在听到戴诺比利剃光了头，还穿上红色僧袍时，不知作何感想？
这些传回罗马的初步报告，对戴诺比利的行为既无正面评价，也无表示同情之意。撰写这些报告的，不是戴诺比利本人，而是他的伙伴冈沙洛·南迪斯。在戴诺比利抵达以前，佛南迪斯独自一人在马杜莱住了十一年，但在吸收基督徒的工作上缴了白卷，连一个人也没有吸收到。在一无教友的情况下，他当然有充分时间写信给罗马、指控戴诺比利搞邪教崇拜。这些印度传来的报告让罗马那些官僚讶然，特别是在获知不满戴诺比利的不仅佛南迪斯一人而已时，他们更是愤慨异常。印度戴诺比利所属主教区的主教，也对这位不顾章法、一意孤行的耶稣会士表示不满。
地方智能
大多数大规模的跨国公司，经常必须面对类似状况：派在相对而言不重要的偏远市场的员工，往往逾越权限而走上绝路，造成威胁到公司信誉的危机。而且，为应付这种情势，大多数大型跨国公司都有一套精心策划、敏感度极高的政策：去除这位跨越权限的员工，并且动作要。当戴诺比利半裸着身体，坐在半个地球以外的印度时，这位新起之秀又能在罗马获利什么奥援？他的运气不错，时任耶稣会总会长的克劳蒂奥·卡维华，不但没有动刀将他去除，反而就传教方法与印度文化等问题向他征询意见。
像戴诺比利一样，艾卡维华也出身意大利贵族之家，他父亲是阿特利公爵。三十岁的戴诺比利，不惜激怒他在印度的伙伴，在传道作法上向这位比他年长、比他有经验的伙伴提出挑战；无独有偶，艾卡维华本身也非泛泛之辈。艾卡维华在从梵蒂冈层层阶级中迅速掘起之后加入耶稣会，并在三十七岁那年当选成为耶稣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会长。当耶稣会代表向教宗额我略十三世报告他们的选择时，时年七十九岁的教宗很是惊讶，竟没有立即表示衷心的祝福：“老天，你们居然选了一个不满四十岁的年轻人做你们的首领！”
但除了与戴诺比利同属贵族出身的这种表面上的背景因素以外，艾卡维华在这场印度的争议上，或许还有更尖锐、更具切身意义的利害关系。当艾卡维华刚成为耶稣会士时，族阀主义盛行的教会圈一般认为，他的侄儿罗道佛将替补艾卡维华在梵蒂冈官僚体系中留下的空缺。但罗道佛另有主见。他不顾家人反对，宣布他本身也要加入耶稣会。他无意在权高势大的叔叔庇荫之下找一份肥差；罗道佛立意前往印度传道，而印度之旅不仅必须历经为期一年、苦不堪言的海上行程，一旦来到印度，艾卡维华家族之名也将不再管用。
如果罗道佛希望拋开贵族的种种浮夸排场、过一种较为谦卑的人生，他会发现命运的播弄充满反讽。当克劳蒂奥在意大利的耶稣会会众间声誉愈隆之际，消息传来，说罗道佛获邀在蒙兀儿王朝帝王阿克巴的朝廷中生活与工作。罗道佛在印度停留了将近四年，建立了耶稣会使馆，事隔约二十年，这座使馆成为鄂本笃的任所。
在克劳蒂奥成为耶稣会总会长之后不久，艾卡维华家族又历经一场命运播弄，这一次颇为痛苦。由于身为耶稣会总会长，克劳蒂奥有责任写正式的哀悼信给他哥哥：报告罗道佛·卡维华与三位耶稣会士一起在印度遭人杀害。几经拖延，才传回来的一些残缺不全的报告显示，由于在葡萄牙人聚居的卧亚，原本随处可见的印度教寺庙不分青红皂白、全遭夷平，凶手因此衔恨已久，终于采取报复。罗道佛与他的同伴没有什么错；他们只是人生一种更广义的悲苦象征罢了。
或许侄儿之死使这位耶稣会长对印度的事有一种切身感，他于是不惜费时费力，设法也解戴诺比利的作法，百没有直截了当予以谴责了事。或许值此之际，戴诺比利应该为前途之计而低声下气委曲求全，只是没有人这么告诫他。他或许几年来一直潜心攻读梵文，以坦米尔文书写论文，但戴诺比利仍然记得如何用教会所用的拉丁文提出雄辩。戴诺比利提出一百七十五页的《印度国某些风土人情的报告》，令艾卡维华与他的神学顾问们尽皆叹为观止。事实上，在整个欧洲，也没有其它人见过如此报告。他在报告中旁引博证，举凡罗马神学、到耶稣基督、到圣奥斯定与圣多玛斯·阿奎纳、到印度教的俗世法则，都在他引据典之列，让人不禁怀疑他是不是溜进罗马学院图书馆，而写成这份报告。戴诺比利引用的一些出处不很明显的论证，也很可能让许多著名神学家看得头晕眼花，忙着找笔记核对：“以巴比伦人巴迪瑟斯的证言为例，这位巴迪瑟斯是尤西布斯在福音第六章中高度赞誉的一位作者。”
戴诺比利的引证或许时有不清，但他的中心论点十分明确。与许多恶言中伤他的人不同的是，戴诺比利不仅不惜工本地钻研印度文化，并且不避艰辛，设法掌握宗教信仰与文化习俗之间的差异。他有系统地分析并采纳婆罗门的文化习俗：例如库土密（只留下一束头发，其余剃成光头）、提拉卡（擅香木膏）等等。他遍览印度教经典，并就教于婆罗门专家，探讨这些习俗的根源、了解它们的真谛。许多欧洲人由于无知，而将他们不熟悉的习俗视为迷信，说它们是偶像崇拜，但戴诺比利提出反证，指许多这类习俗不过是表明社会地位、或自我装饰的传统作法而已，并无宗教意义。戴诺比利辨称，他已经指示皈依天主的信徒完全拋弃迷信、传统的印度教习俗，但他本人接纳印度当地纯身份性、不带宗教意涵的文化习俗，并且也准许那些皈依基督的婆罗门这么做。
他随即对那些中伤他的人全力猛轰，指责他们有系统地迫使可能皈依的人改用欧洲姓氏、改穿欧洲服饰，迫使这些人在印度社会中放弃所有地位象征。戴诺比利指控中伤他的人残酷无情，说他们没有必要地迫使皈依天主的信徒放弃原来在社会中享有的尊敬。非基督教的印度人视皈依者“为堕落的人，因为他们实质上已经与他们原先的社会等级切断关系，而且被剥除一切社会优势……（非基督教的印度人）无法了解，何以我们要为遵从基督法则订定严格限制，迫使信徒必须降低社会地位，必须放弃一切人性尊严与每一项作为人的利益”。
戴诺比利最后还指出，“至于化妆与熏香的使用（如高级阶印度人专用的擅香木膏标记）身为传道宗师的基督本人，也用过这类东西。”在这份令人侧目的报告的结尾，戴诺比利引用“一百零八位分别在几中学术领域拥有博士头衔的婆罗门”的证言，证明自己确实不容许皈依者继续在作为上，保有任何纯宗教性的象征。他指出，这些博士“既非基督徒，也不是基督宗教教义的初学者；他们没有一个人接受过任何金钱或任何其它赠礼”。戴诺比利并且向他的耶稣会长上提出保证，说他已经搜集妥当每一位博士的签名，“它们都签印度棕榈叶上”，以备必要时查办证词真伪之用。
不满戴诺比利的人，即使是最博学之士也提不出差堪比拟的反证。他对西方神学知识涉猎之广、钻研之深，固然令人称奇，他引为左证的那一百零八位婆罗门，更像另外一百零八个专家人士，让那些批判他的人无从应对。他们没有一个通晓梵文；他引用的印度教经典对他们而言，无异于天书。
但是使戴诺比利陷于苦辩的这些争议，无论在过去或在今天，都是极度复杂的难题。文化习俗与宗教表达，不能像戴诺比利设法证明的那样，分割成两股截然不同的线索。而且他的传教作法还有其它一些引起争议的策略考重。举例说，他指出，在印度的那些传教先辈们由于吃牛肉、穿皮衣、在仪式上不洁净（以印度的标准而言），而自我沦为高阶级印度人眼中的“贱民”。戴诺比利所以以婆罗门自居，并且采纳婆罗门复杂的文化体制，其实是一种经过精心策划、由上而下的策略，目的在以高阶级印度人为首要拆求，期待较低阶级印度人将起而效尤。只是这项策略迫使戴诺比利不得不采取一些他不情愿采行的作法：例如，他甚至必须阻止低阶级印度人碰触他的身体，或为他准备食物。最后，无论戴诺比利在当年那种十七世纪环境中的文化敏感度究竟多强，他的工作仍然引发一项即使是二十一世纪传教专家也为之烦恼不已的争议：一个人究竟应该在何处划下界限，以区隔多重信仰之间的对话与激进的信仰改变行为？
为耶稣穿鞋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十七世纪批判戴诺比利的那些人，念念于心中的并不是这类复杂的议题。事实上，今天回想起来，他们当年用来抨击戴诺比利与亚洲各地其它耶稣会士的论点，徒然证实了耶稣会士确有超人一等的敏锐意识。举例说，在中国境内传教的另外一个修会团体，向罗马发回一份诋毁耶稣会的报告，原来在耶稣会授权绘制的最后晚餐圣像中，耶稣居然穿了鞋子。由于这项指控引起有关当局高度重视，耶稣会不得不浪费时间加以因应。他们的辩词很简单。中国人认为赤脚走路不卫生。如果让中国人认为这位所谓上帝之子缺乏基本礼貌，又怎能指望他们皈依天主？
中国境内其它传教士指责耶稣会没有教会正统洗礼仪式：“神父们（指耶稣会士）在为妇女进行洗礼时，没有用唾液沾上她们的耳朵，没有放监在她们嘴中，没有用油涂抹她们的胸与头部。”所控属实。驻在中国的耶稣会领导人，对此有如下解释：“在中国人心目中，暴露妇女的胸部、碰触她的手与她的嘴，是极不合常规、极不道德的行为。如果说每一处地方的神父在为妇女进行洗礼时，都必须谨慎小心，那么在中国他们尤其必须格外小心在意。”为顺应他们认为在中国传教必须遵从的重要文化礼俗，耶稣会士宁可偏离他们心目中无关宏旨的欧式洗礼传统仪式。
在戴诺比利传教方式引起的争议解决前几年，艾卡维华去世。尽管这位总会长暂时裁定、支持戴诺比利的基本作法，但他迫于情势，无法放手给予戴诺比利全面支持。因为戴诺比利在赤道附近一间茅屋中的所作所为，终于引起比耶稣会总会长更高的权威当局侧目。梵蒂冈本身已经插手，并且成立一个神学专家委员会，对此案进行彻底调查。得知他在中国的伙伴们也因推动一些不合欧洲文化风范的策略而受辱，自然不会令戴诺比利稍感慰藉。对这位意大利托钵修士而言，最难以忍受的，是在调查行动以等因奉此的官样文章缓缓而行之际，他却奉命不得接受皈依天主的印度人。这项调查无疑令戴诺比利十分懊恼，不过如果不是它，戴诺比利可能遭逢更严重的恶果。当时葡萄牙驻卧亚大主教、身兼整个东印度地区总主教的德·沙·依·里斯包，对这位专门惹是生非的意大利籍稣会士恨之入骨，他于是促请葡萄牙大裁判长下令逮捕戴诺比利。但葡萄牙宗教裁判当局判决，由于本案正在梵蒂冈积极调查中，他们无权干预。戴诺比利运气不错。
不过他也并铨非全然走运。调查戴诺比利案的三人专家委员会，以七十岁的大主教隆巴德为首。这位爱尔兰籍主教曾参与教廷对另一位意籍争议人物的调查，结果让那位接受调查的人物、即伽利略吃尽苦头。但至少当时调查当局还给了伽利略机会，让他参与对自己的调查。而身在异域他乡的戴诺比利，既未接受过委员会的访谈以陈述己见，也没有新调查报告的制作。
他没能一睹这份调查报告，实在可惜之至。如果有幸一观，他一定喜出望外。原来，隆巴德大主教在报告中，引用圣奥斯定在《天主之城》的一段话：“在天主之城，只要一个人能遵行上帝圣诫而生活，这个人在接纳正道、投身上帝的怀抱时，究竟穿的是哪一种服饰、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其实无关紧要。”虽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属于机密，教宗额我略十五世在1623年罗马教宗诏书中，将他的判决分诸于世。虽然诏书经过漫漫海运，好不容易才从里斯本送到卧亚，但消息毕竟传到了印度：“我们奉罗马教宗圣谕，谨此准许已经与有意皈依大信的婆罗门与其它异教徒，同意他们可以戴上棉纱、可以留库土密，以突显他们的社会地位、贵族与其它身份。”
获得平凡的戴诺比利重返工作岗位。许多年以后，高龄68岁、近乎失明的戴诺比利，很可以功成身退。对大多数人而言确是如此。但对戴诺比利，这是他展开另一生涯的时机。他乘船穿越印度与锡兰保克海峡，来到锡兰（今天称为斯里兰卡）的查夫纳半岛。他曾以坦米尔经文让印度婆罗门目瞪口呆，曾以拉丁文论据让教宗身边那些神学家甘拜下风，现在，戴诺比利要将他的文学才赋用于洞察力不输那些学者专家、而且反应更加敏捷的读者群：他开始写儿童故事。
这位原席维提拉伯爵于79岁那年，在印度城市马德拉斯去世，时在他抵达印度50周年之后不久。
服从的优势
戴诺比利等人的创意与进取，说明耶稣会士勇于以突破性新作法把握机会。但这种创新与大胆噪进的作法也有不利的一面。耶稣会士宣誓服从天主，而天主的代言人则是他们的上司与教宗。根据耶稣会《会宪》，理想的、服从天主的耶稣会士，应该“仿佛他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可以让人随心所欲带往任何地方，用任何方式加以对待，或者仿佛像是一根老人的拐杖，随使用者的意愿，以任何方式、用于任何地方”。
“没有生命的物体”与“老人的拐杖”？如此形象可真令人鼓舞！只是似乎它与才智以及创意扯不上边。甚至只是将服从的理念以及创意想调和，也着实不易。无论如何，一个“没有生命的物体”或“老人的拐杖”，就策略性或实质性而言，都不是很有弹性。无论谈到服从会令人联想到什么特性，才智一项定然瞠乎其后无疑。
但依罗耀拉之见，服从与才智却是完全并行不悖的事。本文迄今谈过的大多数富有创意的人物，如鄂本笃、利玛窦、克拉维斯、方济·沙勿略、与戴诺比利等人，都是在奉命行事的情况下，换言之，都是在老人拐杖那拄地的一端，表现出极富创意的英雄行径。
严格的服从与才智：两者或许相互对立，但对于接受过耶稣会“行事之道”训练的那些人而言，则未必如此。方济·沙勿略在奉命之后，简单拋下一句“够好了。我已准备就绪”，立刻束装就道、前往亚洲，卒成为“老人的拐杖”与耶稣会士服从的典范。但一旦抵达亚洲，他成为一位“独立作业的企业家”，在未获总部训令的情况下，凭借无穷机智与十足信心，为一个新大陆的经营订定策略：噢，我有没有告诉你，我已经代我们许下承诺，开发一个我发现的、叫做日本的新国度？我有没有告诉你，我已经代我们许下承诺，开发一系列新业务，像是经营学校？
回顾前文所述那有关三个人与一万杜卡的沉思：理想的答复不是舍弃这笔钱，而是去除自我的牵挂，“使他既无意保有这笔钱，也无意处分它”。换言之，要能无拘无束，因应情势需求采取行动，以善于开创新局的耶稣会士的案例而言，就是保有足够弹性，能够下令、能够受命、也能筹划自己的路线。持平之心的精神，为服从带来一咱崭新的意涵。服从的真谛不在于谁应该下令、谁必须受命；透过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大多数早期耶稣会士以及大多数每一个人通常既需下令也需受命，甚至在一天内也会有这两种行为。服从的重点，其实在于耕耘那种无所牵挂的胸怀（持平之心）好能下令或受命，而且无论是下令或受命都能做得很好，从而缔造佳绩。耶稣会士并不设法自我戒除于一切人性情欲之外；能够像下令一样、让人陶醉其中的事物不多，而且一旦有必要，乐于下令的耶稣会士不乏其人。但他们都会极力设法，避免那种使事务无法推动、本位主义挂帅的权力斗争，以便集中全力、迈向共同目标：作成好的决策并实施之，以“协助人灵”。
服从为耶稣会带来速度，使耶稣会管理人得以积极发掘、并把握机会。罗耀拉在草拟《会宪》中以下这段文字时，显然很是在意迅速反应：服从的耶稣会士“应该随时准备丢下任何写到一半的信，或放下其它任何一件我们作到一半的事，全心全力投入上级交付的任务”。为免有人误解他这话的意思，他并没有指示耶稣会士在写给母亲的三页家信中，写到一半就丢下笔；他只是劝诫他们在奉命出差时，应将未完成的家信寄回给家中母亲。当然，无论薪酬与待遇多么优厚，没有一家现代公司能够要员工作这样的服从宣誓。但一旦置身于今天迅速变迁、竞争激烈的商务环境，任何人都能立即认清服从的力量——如果拥有能够受命、能够下令、能够筹划本身路线并能迅速完成这一切行动的团队，企业必将无往而不利。
积极授权的勇气
这种持平之心的运用权威之道，由最高层伊始。在罗耀拉之先成立修会的人，为他留下集权化与分权化的业务模式。本笃的会规规定，“一旦出现任何必须完成的要务”，修道院院长应该“召集全员”集思广益。道明会与方济会则召集代表到罗马，举行每三年一次的全球领导大会。所有这三个修会：本笃、道明与方济，都着重草根式民主，授权地方会院选举本身的领导人。
但罗耀拉在时间上，没有采取其中任何一种作法的余裕：是真正的没有丝毫时间这么作。在十六世纪，从马德里到罗马必须费时一个月，一趟来回就得耗去两个月宝贵的时间，至于因为决策延误以及工作停顿而遭致的损失，就更不必提了。推选罗耀拉为总会长的那次重要集会，是耶稣会日后行事方式的极佳指针：在十位共同创办人中，能赶来集会的只有六人，其它几人都在成立之初的一百年，只开过八次这样的大会。
罗耀拉也不能容许地方自推领导人。耶稣会总会长指派所有高级管理人。仅仅这一项惯例，对整个事业体的思维已经产生深刻影响。耶稣会不是组织松散、强调区域要务的“耶稣会联邦共和国”，它绝对是一个全球性组织，由一个强大的核心向四面八方幅射权威。耶稣会总会长在考虑团队领导人人选时，国籍鲜少是最主要的考量：派在一个西班牙会院担任院长的，可能不是西班牙人，而是外籍的排难解纷专家，或是当局极力培养、准备交付更大重任的后起之秀。
罗耀拉的《会宪》为后继的总会长带来庞大权威，但后来的总会长如何处置这些权威？如果他们能忠于他的风格、能忠于耶稣会的“行事之道”，他们会毫不吝惜地将权力赋予任何能够在现场作最佳、最快决策的人。耶稣会士皮德洛·里巴迪奈拉，对任何部属都乐意为之效命的管理人（无论在十六世纪或在二十一世纪皆然）有以下一段描绘：
（罗耀拉）给予那些他赋予重任的人完全的行动自由与成败之责，使他们有权各凭本身的能力与才赋采取行动，从而显示他对他们的信心。他在给予他们指示时，还会加上一句：“你们在现场的人会看得比较清楚、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对于这些授权，罗耀拉非但不会设限，还会设法扩而大之。方济·博日亚在加入耶稣会以前，原是甘迪亚公爵。有鉴于他的行政经验，罗耀拉甚至在尚未知情以前、已经为他的决定背书，也就是足为奇：“无论你认为应该采取什么手段才更能服侍主，我都全然同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有一条心。而且由于置身于现场，你更能近便行事。”这并非罗耀拉给予一位心腹爱将的特殊待遇。在一对致西马奥·罗吉古斯类似措词的信中，罗耀拉那种充分授权的习惯性本能，再次显露无遗：“一切全凭你作主，无论你作成什么决定，我都会视它为最好的决定。”
放手
对于那些不敢运用权威、当机立断的人，罗耀拉更有一套有效的处置之道。有一次，奥利维·曼奈尔茨为一件地方管理上的问题而有些犹豫不决，他于是请罗耀拉作主，但罗耀拉立即打了回票：“奥利维，根据你的布栽制你的衣服；只要把如何行动告诉我们就行了”。曼奈尔茨于是硬着头皮“凭他的感觉行动”，只是结果他把事情搞砸了。他向罗耀拉请罪，但罗耀拉不但没有见怪，反而立即鼓励他再接再厉：“我希望你在日后，能够毫不犹豫地根据情况，凭借自己的判断行事；而不论规则与所任何职。”罗耀拉让曼奈尔茨从早期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最后终于获利丰硕成果。在罗耀拉去世多年以后，曼奈尔茨奉命主持荷兰与比利时耶稣会会务，卒使原本一片破败的地区，化为七百位耶稣会士经营着近三十所学院的欣欣乐土。
如何营建反应迅速、富有创意、而且能放眼全球的团队，是一项复杂的管理难题，而罗耀拉解决了这项难题。根据传统智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不二法门就是“广泛授权”，但仅仅如此还不够。毫无疑问，只有在各别员工享有冒险与实验的广泛空间、享有管理层支持的情况下，革新与创意才成其为可能。但速度与全球性思维却往往衍生于反面性条件：组织必须拥有中央集权的权威，才能在机会一旦出现时迅速加以衡量、并迅速动员资源加以因应。换言之，只有在广泛授权伴随着广泛中央化权威的情况下，速度、创新、与全球化眼光才能出现。
这无疑是罗耀拉与耶稣会其它共同创办人的思考方式。对天主与教宗的效忠，正是紧密中央化权威的极至表现（“仿佛他是一根老人的拐杖”），伴随着这种权威的，是空间无限宽广的自我主动（“根据你的布栽制你的衣服；只要把如何行动告诉我们就行了”）。持平之心使这种系统管用。自觉的耶稣会士能够随时专注于他们的目标（协助人灵）。他们不会犯下手段屿目标本身相互混淆的错误。今天受命，明天束装就道，只要我们朝着我们需要前往的地方迈进就行了。
当耶稣会士在持平之心的态度上，凝聚“全世界成为我们的住所”的精神之际，才智应运而生。才智鼓舞了会士们充满自信、乐观进取的态度，让他们相信只要努力追求，没有解决不了的事。再辅以想象力与海阔天空的思维，如戴诺比利与利玛窦等人卒能一再找出解决办法、屡创佳绩。
挑战依然存在：在变化无穷的世界中的才智
“我们这个时代的紧要问题是，能否掌握改变，而非与其背道而驰。”
依纳爵·罗耀拉当年面对的，是一个五千年间变化幅度超越千年的欧洲。在派遣耶稣会士进入这样一个剧变中的欧洲时，他或许也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不过，事实上，这是前美国总统比尔·柯林顿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的讲词，时距罗耀拉去世已近四百五十年。受过耶稣会教育的柯林顿在说这句话时，不大可能是有意识地反映罗耀拉当年对部属的叮咛。但柯林顿这句话凸显，从十六世纪迄今，我们在因应改变的事情上并无多大进展。
耶稣会标榜的才智究竟是什么？以柯林顿的说法，就是顺应改变，而非为敌。耶稣会的才智，就是创新、吸收新见解、对机会或威胁迅速反应，以及放弃不再管用的旧策略以采行新策略的能力。如罗耀拉所说，才智是能够泰然自若地巡行全球各地、运用一切可行手段达成目标。
从远比工业革命更加早得多的变局直到“电子经济”，从君主政治的欧洲，直到见证共产主义掘起与覆亡的民主欧洲，从一个天主教支配的世界到一个基督徒支配的世界、到一个多宗教世界、再到一个大体上世俗化的世界，耶稣会历经一波波改变的浪潮而屹立不摇。
他们究竟有什么独到之处可供吾人借镜？
首先，企业才智是耕耘的成果，而且一次只能培养一个人。耶稣会事业体所以能够拥抱改变，只因为各别耶稣会士能拥抱改变。方济·沙勿略能够在接到通知后，立即束装前往任务所需之处，而且能在抵达目的地之后，充满信心地作出重大决定，这是他拥抱改变的方式。戴诺比利能以丰富的想象力与无畏的精神，从其它角度观察这个世界，能以无比胆识为自己的理念挑战教阶体系，这是他拥抱改变的方式。罗耀拉一方面鼓吹弹性，一方面进行授权，并亲身给予获有授权的部属充分鼓励，这又是他拥抱改变的方式。
耶稣会管理人的精力，主要用于协助学员挣脱个人障碍，以培养他们的才智。这种才智在今天应该已经是不难预知的事了吧？自觉是才智的基石。自觉有三个对追求个人才智至关重要的层面：
——持平之心使人免于不健康的牵挂拘束，而得以自由自在。
——知道什么对个人而言是不能讨价还价的：知道哪些价值、目标、与工作方式不容讨论。
——基于一种“全世界成为我们的住所”的态度，充满信心地拥抱新作法、探讨新理论或观点。
持平之心使席维提拉伯爵甘愿舍弃意大利贵族的生活方式，换取托钵修士每日只进一餐米饭的苦行。不过耶稣会士持平之心的要旨，不在于舍弃欧洲生活方式、换取陌生的新世界生活方式的物质面。它的要旨在于那些使人无法保持弹性、无法开放胸襟的内在冲动、恐惧与偏见。
方济·沙勿略唯能持平之心，才能保持健康的自我价值，愿意奉命立即启程，还能视情况年需转变方向、筹划自己的路线。
罗耀拉本人提供了持平之心的借镜。军人出身的罗耀拉惯于向军队发号施令，他设计的事业体也将一切权威集于核心。但同样是这位罗耀拉，却能够不受限于强劲的个人冲动，对部属授权。
戴诺比利带来最中肯的现代典范。他最伟大的超脱，不是能从贵族生活方式的种种排场中脱身，而是能够去除那一切常使人们行动受限的个人恐惧：恐惧失败、恐惧不再获得主管青睐、恐惧冒险，至于自己当着伙伴面前完全像个大白痴的极端恐惧，自更不待言。冒险难免使我们暴露于若干或全数这类自然生成的恐惧之中，而能够像戴诺比利一样、有效超脱它们的人，可说少之又少。
自觉的第二个层面，对个人才智的重要性不亚于第一个层面。戴诺比利、利玛窦等人，与他们在印度与中国的后继人等，将基督宗教的作法与表现方式拓展至极限，终于导致十六与十七世纪他们许多当代人们的不解、甚至愤怒。他们所以能够信心十足地这么做，不仅靠着持平之心，也靠着他们能够辨识什么是不容讨论的。有些人面对改变而退缩不前，只因为挥之不去的那种对一切新事物的恐惧，而无法行动。还有些人在一套、又一套价值观与策略之间漫无目标的犹疑不定。这两种反应（行动瘫痪与踟蹰犹豫）都指向同一基本问题：缺乏核心价值与原则。人们不等到面对复杂的选择、不能在处于强大压力下、不能在遭逢紧急问题或机会之际，才设法解决这种基本问题。只有在清楚了解什么束容讨价还价之后，一个人一旦坐上谈判桌，才能凭本能把握机会、达成较广的目标。如果戴诺比利直到坐在马杜莱的一部茅屋，留着库土密、涂着提拉卡，才开始思考基督信仰的核心价值，或许时机上不是很好。他必须多年以前已经在自我内心进行这类讨论，必须在他还是耶稣会学员、与其它学员一起接受一个月的神操时，极端密集地进行这类讨论。
达到持平之心与知道什么不容讨论，只是使才智真正成形的先声。纳达尔曾告诉学员们，唯有踏上旅途的人才能以整个世界为他们的住所，当他这么说时，纳达尔绝非仅仅强调机动性一端而已。他宣示的是一种基本上令人响往、乐观、冒险、甚至有趣好玩的远景。胸怀“整个世界成为我们的住所”的领导人，会热衷追求生命的下一高峰。才智植根于下述信念：大多数问题都有解决之道，能对新理念抱持想象力与开放的胸襟，并且能锲而不舍，才能发掘这些解决之道。
如果说才智协助早期耶稣会士找到反直觉的、冒险的策略，致使他们远远超越欧洲主流文化，他们的第三大领导支柱（爱心）使他们产生执行这些策略的勇气与热忱。在从事艰巨、而且往往孤独的工作时，方济·沙勿略与戴诺比利等人必须承担庞大的个人风险。这些耶稣会士与类似他们的其它人，所以能够勇于接受挑战，因为他们在充满信任与相互支持的环境中工作。下一章探讨的就是耶稣会第三大领导支柱：在一个“爱心胜于恐惧”的事业体中，耶稣会士展现的精力、勇气与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