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纳爵·罗耀拉告诫耶稣会管理者，要以“爱心胜于恐惧”的方式管理。方济·沙勿略也解释道：“‘耶稣会’的意义，指的就是‘一种爱的修会，与一种心智的团结’”。继罗耀拉出任总会长的雷奈斯在写给驻印度耶稣会士的信中说：“由于我经常就重要问题与你们的长上沟通，特别写信给你们似乎并无必要……不过，我希望借着写这封信，借着与你们的这番对话，聊慰我对你们的感念之情，你们的身影长存我心，时刻刻划在我灵魂深处。”
耶稣会的通讯记录与《会宪》中充满这类言词。共同创办人决心以爱为这个初创事业体的基石。
何以如此？他们对爱的强调，不仅是对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诫律“爱你的邻人如同爱你自己”的虔诚呼应而已。事实上，罗耀拉与他的共同创办人不遗余力地要求他们的团队，要他们以无私而广被的爱为己任，正是运用了一项充满活力的领导原则。爱成为结合耶稣会事业体的黏聚力，成为鼓舞会士们奋发进取的一股力量。以更深一层的意义而言，爱成为各别会士透过它观察周遭世界的透镜。爱他们的上司、他们的同僚、他们的部属、他们的敌人、以及他们服务的人，不仅改变了耶稣会士观察他人的方式，也改变了他们所见的事物。他们的眼光变得更敏锐，他们能够看清才干与潜能。简言之，所谓以爱为动力的领导就是
——能看清每个人的才干、潜能、与尊严的眼光。
——发掘那种潜能的勇气、热情、与承诺。
——从而导致的、使团队奋发而团结的忠诚与相互支持。
不拒才干：局外人出身的领导人
那一定是一次令人侧目的谈话。犹太人已经被赶出罗耀拉家乡的西班牙，而罗马也即将把他们关进犹太区。大多数欧洲人见到犹太人避之唯恐不及，但这位耶稣会创办人却在餐会中告诉同桌诸人，拥有犹太血统是一件特殊荣宠：“想想看！一个人竟能与基督是血亲。”
罗耀拉生长在欧洲反闪族气焰最高涨的国家。大多数美国人直觉地将哥伦布1492年的新大陆之旅，与西班牙君王斐迪南伊沙贝拉联想在一起。但在同一年，这两位君王另有值得注意的大行动。他们已经终于击溃了摩尔人，将整个西班牙统一在他们的领导、基督信仰领导之下。为强调这种领导，两人马不停蹄，立即在1492年颁令驱逐境内犹太人。在必须皈依基督、否则流亡的最后通牒下，五万名西班牙犹太人至少在表面上成为天主教徒，另有十五万人则流亡进入北非、意大利或其它地方。
当富有的卡斯提尔商人之子雷奈斯来到巴黎时，罗耀拉已经在巴黎奇研习了五年。两人在雷奈斯初到巴黎第一天会了面。对雷奈斯而言，能在这里遇上一位在大学区熟门熟路的故乡人，自是一大慰藉。不过雷奈斯需要协助的时候很短。无论就巴黎各处市街的穿梭，或就学术论文的研讨而言，他都很快超越了罗耀拉，后来有一位耶稣会共同创办人赞扬他“拥有极其卓越、几乎超凡入圣的智能。”
但在十六世纪这个特定环境中，雷奈斯另有一项更加引人注目得多的事：他是犹太人之后。他的曾祖父是改信基督的新入教者，根据那个时代的法则，雷奈斯因此是所谓的“新基督徒”。这个名词不是什么恭维之词，不过，相对于皈依基督教的犹太教后裔所背负的大多数标签而言，还算是相当客气的。在那个时代，他们最经常遭人安上的，是一个没那么有技术意味的名词：猪。
当猪仔雷奈斯加入时，罗耀拉在巴黎的那个小圈圈人数尚不满六人。方济·沙勿略已经是其中一份子；奉命与方济·沙勿略结伴前往印度、但未出里斯本即遭召回的葡萄牙人西马奥·罗吉古斯也在内。几年以后，罗耀拉、雷奈斯、方济·沙勿略、罗吉古斯与另几人合创耶稣会事业体，也使雷奈斯走上一条匪夷所思的路。若是换成其它大修会，他连修会的门者进不去；因为那些大修会不收“新基督徒”。但雷奈斯却与罗耀拉等人创办、经营一个修会。不仅如此，雷奈斯没隔多久甚至脱颖而出，成为修会领导层成员。据罗耀拉说，“耶稣会承蒙雷奈斯大师之所赐，无人能够比拟，甚至连方济·沙勿略也不能。”因此，当罗耀拉将意大利的耶稣会会务重任交付雷奈斯时，没有人感到意外。意大利不仅是天主教会权力的神经中枢，也是早期耶稣会规模最大、最重要的运作中心。
这可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事。方济·沙勿略置身于遥远的亚洲，享有为半个世界筹划耶稣会经营策略的自由栽量权。可怜的雷奈斯，却必须在老板罗耀拉就坐在房间另一头的情况下，管理着一国境内的会务。两位强力的领导人共有一个城市，而且责任时而重叠，这自然不是培养和谐群体关系的理想安排。罗耀拉将一位耶稣会才俊之士从威尼斯召到罗马，事先却“忘了”与身为耶稣会在意大利领导人的雷奈斯相商；雷奈斯也在未与罗耀拉磋商的情况下，向威尼斯保证，将从罗耀拉的幕僚中，调派一位同样能干的人，前往威尼斯替补空缺。
雷奈斯开始向伙伴们抱怨，说罗耀拉的干预已经到令人难以忍耐的地步。（功能紊乱是现代公司生活司空见惯的现象，在知道开明而圣洁如耶稣会士者，竟也难免沦为这种病症的牺牲者之后，令人宽慰不少。）于是有一天，罗耀拉的秘书交给雷奈斯一封措词严厉的信。罗耀拉毕竟是总会长，而且就与二十一世纪的情形一样，在十六世纪公开说老板坏话也绝非明智的职场行为。这封信“澄清“耶稣会总会长与他派在意大利地区管理人之间的工作关系：
我们之父（即罗耀拉）对阁下不仅是稍有不悦而已，更何况，爱之深则责之切。此外，他嘱咐我写信给你，要你管好自己份内的工作，如果要作好它，你应该更加忙碌才是。你不必费神为他的事提供意见，而为自己添麻烦，因为除非他主动征询，否则他不需要你的任何插手；而且现在你已经出掌意大利会务，他更加不需要你的建议，因为你甚至在本身该管省（意大利）内的政绩也不能让他满意。要面对天主省察这些错误，并且在今后三天花一些时间为此祷告。之后，你如果承认它们确是自己的错误、过失，然后写信。同时也选定你认为自己应得的惩处；把它写下来交给他。不过在接获我们之父的答复以前，不要先行就此事自我惩处。
雷奈斯不需运用他那“卓越、几乎超凡入圣的智能”，也明白此时唯有谦卑才能脱困。在回信中，他毫不回避、极度热忱地就他认为自己应得的惩处提出建议：
我现在选择……鉴于天主的爱，请你解除我照顾他人的职责，免除宣讲与学习，只留给我一本日祷书，下令我一路行乞地返回罗马，并且在回到罗马以后，把我送进厨房，或派我服侍他人用餐，或派我在花园或任何其它地方工作。当我年事已高，再也无力从事任何这类工作时，把我送进最初级的方法班、直到我死，而且如我所说，对待我（就外在事物而言）只需像你对待一把老扫帚一样，于愿已足。以上惩处是我的第一选择。
雷奈斯极尽谦卑地要求一路行乞来到罗马，以“送进厨房、或服侍他人用餐或在花园工作”，但罗耀拉不会同意这么做。在一个“对于有才干、或任何有品格之士，来者不拒”的事业体，像雷奈斯这样的大材不会小用。或许在雷奈斯的请罪信送达以前，罗耀拉的怒气早已平歇。如果罗耀拉真的做了一些处罚，也绝不像雷奈斯所提的首选这般严厉。雷奈斯的才干为伙伴们与罗耀拉所肯定。罗耀拉去世后，雷奈斯获选为继任人。
追求卓越
身为教宗顾问与耶稣会意大利区管理者的雷奈斯，只是一长列“新基督徒”耶稣会士中最显要的一人罢了。他向罗耀拉体现一项原则：一个人的品格比家系更重要。当其它修会将“新基督徒”挡在门外时，罗耀拉不遗余力地罗致他们，以壮大耶稣会：成长中的事业体需要优秀的人才。韩立克·韩立克斯 在他的犹太裔血统曝光后，被逐出方济会的规约禁止犹太或摩尔人后裔入会。罗耀拉想方设法，排除一个修会必须经过梵蒂冈同意、才能吸收遭另一修会逐出者的障碍，终于将韩立克斯招纳入会。
罗耀拉的苦心获得丰硕成果。韩立克斯夹于耶稣会在印度的两位著名英雄方济·沙勿略与戴诺比利之间，常遭人们遗忘。但他的贡献并不稍逊于方济·沙勿略与戴诺比利。没错，方济·沙勿略为耶稣会打开了印度的大门，但著作欧洲发行的第一本坦米尔文法、使后世耶稣会士能将方济·沙勿略的传承发扬光大者，却是韩立克斯、戴诺比利纳入印度经典作品的意象与语文，以拓展基督信仰表达的疆域，但是使戴诺比利的工作得以顺利推动的，却是韩立克斯所着的原本坦米尔要理问答。当然，韩立克斯的坦米尔文关非绝佳。当他不小心把坦米尔的“misei”当作“Mass（弥撒）”，听他宣道的坦米尔人无不一头雾水。欧洲人的面貌与怪习惯早已令这些坦米尔人稀奇，听到西方传教士竟然如此反复强调“胡髭”（misei的坦米尔文竟义），说“胡髭”代表神的牺牲什么的，更令他们大惑不解。
“新基督徒”耶稣会士得路 为通晓越南文也下过同样苦功。像他在日本、中国与印度的先辈一样，得路在进入交趾支那 （越南南部）时，也以研究文化流入过程为主要目的，但得路对他的地主国文化的贡献，甚至超越利玛窦对中文的成就。他协助越南人为越南语制定一套罗马化文字，以取代一直沿用到当时的中文，几世纪以后，这套文字成为越南国语（queoc ngu，即国语）。在他去世以后，越南人感念他的贡献，在西贡（今胡志明市）市区为他立纪念塑像，赋予他极少数西方人士地的殊荣。
不仅在遥远的印度与越南，“新基督徒”在欧洲各地都成为重要推手，推动着迅速成长的耶稣会事业体的作业风格与远见。
这项接纳皈依人士的政策并非没有引起侧目。哥多华 耶稣会学院的管理者曾写信给总部，解释何以学生在毕业以后不愿加入耶稣会：“那些考虑入修会的人，会加入在对圣帕布洛 的道明会修道院，他们说，只有这个修道院才是真是的西班牙绅士会去的地方，而在我们的学校中，只有犹太人毕业以后才会成为耶稣会士。人们在这个观点上有强烈偏见，无论什么时候，任何人只要胆敢加入我们，人们都会报以异样眼光，仿佛他是穿了宗教裁判官员迫令犹太教伪皈依者的黄袍一样。”
尽管面对如此压力，罗耀拉仍然坚决唯“最得宜的人才”是用、不问出身背景。当耶稣会的西班牙负责人对这种敞开胸怀、接纳犹太人的态度表示不满，说这种态度已损及耶稣会在王室的信誉时，他获得罗耀拉秘书寄来的一封措词严厉的答复：“如果为虑及王室与国王的态度，你认为不可能在西班牙接纳皈依者，人要这些皈依者人品好，不妨将他们送来这里：在罗马，我们只重人的品质，不去费神计较他的出身。”这项答复的含意很明确，西班牙于是继续吸收有才干的“新基督徒”。
西班牙的紧张情势确实严重，绝非一位意志不坚、又有反闪族情绪的管理人的捏造之词。罗耀拉本人也听说西班牙权贵艾包利伯爵对这个问题甚表不满。但罗耀拉不肯让步：“我听说伯爵对我们吸收这么多‘新基督徒’进入我们修会的事颇感不悦。我们的修会既不会也绝对不能排斥任何人……它不能拒绝才赋之士，不能拒绝任何有品德的人，无论他是‘新基督徒’，或高贵的骑士或任何其它人，如果他的宗教行为有益，符合普世之利，我们不会排斥。”
使罗耀拉的团队得以迈向成功的秘诀，对今天任何业界的任何公司而言仍同样重要。这个秘诀就是尽可能发掘“最顶尖的人才”。而且要结纳所有才赋之士，无论他们是“高贵的骑士或任何其它人”。使罗耀拉的团队有别于其它团队的，不仅是他们愿意“雇用”遭其它修会摒弃于门外的才赋之士，也因为他们慧眼独具，能够看出其它修会甚至不屑一顾的人才与潜能。他们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靠的是爱心。
爱心驱动的领导本质
当基督教世界大多数人看着韩立克斯（对雷奈斯也是一样）时，他们见到的不过是一无用处的“新基督徒”，但看在依纳爵·罗耀拉的眼中，却能见到吸纳为新学员与伙伴的潜力，这是怎么回事？面对欧洲权贵与当年时代思维的挑战，他又怎能丝毫不为所动，而且还能理直气壮地说耶稣会“不能拒绝才赋之士，或任何有品德的人，无论他是‘新基督徒’，或高贵的骑士”？
原因就在于以爱的领导：能看清每个人的才干、潜能、与尊严的眼光；能发掘那种潜能的勇气、热情、与承诺；以及从而导致的、使团队奋发而团结的忠诚与相互支持。
这种眼光在神操期间初具规模，在这段期间，集大成的沉思提醒每一位耶稣会士注意他本身的潜能与尊严，注意赐予他“存在、生命、感觉、与智能，并且更进一步使他成为天主住所的神赐活力”。这项沉思于是要每一位学员思考下述问题：这种神赐活力如何加速世上万物的滋长生息，“使它们生存、保育它们等等”。
换言之，罗耀拉是在说：首先自我观察；然后观察他人。未能首先完成健康的自我观察的人，无法精确地观察他人。要重视你的潜能、独特的天赋、以及基本人性尊严。然后重视其它人，相信但凡人类尽管皆生而具有同样的人性尊严。
不过，爱指的不单是观察而已，还包括根据所见采取行动。“成就爱心的默想”不仅使耶稣会士拥有一种世界观，并且使他们献身于这种世界观，使之成为一种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中的现实：“爱应该以实际作为、而不是以言词自我显现。”
爱是一种眼光、一种承诺？我们在主日学校也学得一些较简单的教训，知道一些没那么复杂的事，如善待邻人等等也是爱的实践，这又怎么说？发展人类潜能的承诺（其实应该说是热忱）比单纯地做个好好先生还要更深一层。当人类潜能不能获得尊重、遭到浪费、或遇到挫折时，爱会导致对抗。爱使罗耀拉不畏权势、挑战艾包利伯爵，爱使耶稣会士如下文所述，卯上拉丁美洲的殖民者。在今天的商务世界，爱驱使管理者挤出时间，协助表现平平的员工做得更好，协助一位远景可期的新进员工规划生涯发展，还使管理斥责那些因业绩好而趾高气扬的员工，迫使他们为他们那些可厌的行为负责。
爱有时甚至造成一个家族或团队内部的对抗。尽管罗耀拉对雷奈斯评价极高，有“耶稣会承蒙雷奈斯大师之所赐，无人能够比拟”之叹，但雷奈斯的感受却绝非一直如此。他因人事问题而顶撞罗耀拉，绝不是他与他这位恩师之间的唯一一次对抗。事实上，他还曾愤愤不平地向一位伙伴抱怨：“天啊，我究竟做了什么对不起耶稣会的事，让圣人（指罗耀拉）这么待我？”
他究竟做了什么？或许他不过是未能充分发挥罗耀拉认为他具备的潜力罢了。耶稣会士皮德洛·里巴迪奈拉曾对罗耀拉的管理作法有以下描述：“对于那些在能力上还是孩子的人，罗耀拉飨以牛奶；对那些较强的人，他给他们有硬壳的面包；至于那些能力极强的人，他对待的态度也更加严厉，为的是让他们全力部刺、迈向至善。”这样的描述，虽或有些夸张，但确实能将有爱心的领导人追求至佳的热忱，说得栩栩如生。对罗耀拉而言，领导的精髓在于协助其它人“全力冲刺、迈向卓越”。或者，也就是说，领导是确使其它人充分发挥人类潜能的承诺。
当然，大多数专横的管理者也能作类似的自我辩解。或许这些狂人所以逼得我们发疯，真是只为了帮助我们全力冲刺、迈向至佳。但没有人会说他们是在进行爱的领导。罗耀拉何以与众不同？或许原因在于：罗耀拉的动机在于协助他人发展，以谋达成耶稣会的共同目标，而不是利用他人以谋私利。雷奈斯在致罗耀拉的请罪信中，有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我能够接受（长上）怀抱爱心所说出的话（批评）。”雷奈斯像任何其它人一样，也对上司所说的爱寄予重视，而这种爱，指的就是管理者以支持而不以操纵的手段，赢得部属的信任。比管理者说些什么话鼓励部属、以促使部属进步更加重要的，是管理者抱持的态度。诚如罗耀拉的秘书对一位耶稣会管理者所说：“要（使批判或回馈）成功，如果负责纠正的主管拥有若干权威，或者能以清晰可辨的强烈感情采取行动，一定很有助益。如果以下两个条件尽皆阙如，纠正行动将失败。”
爱的领导人与专制暴君之间有何不同？“强烈感情”再加上确使他人“全力冲刺、迈向至佳”的热忱。爱的领导，不会不考虑他人的渴望、福祉、或个人需求，一味只知要求他人前进。它也不是那种好好先生的经理，坐视部属表现不力而不采取行动，而终于损及部属的前程发展。爱的领导人渴望部属充分发挥隐藏的潜力，而且协助他们发挥。以较白的话来说，子女、学生、运动员、或员工什么时候最能发挥全部潜力？只有在能够让他们产生信任、能够提供他们支持与鼓励、能够发掘他们潜能、并为他们订定高标的父母、老师、教练或主管的带领下，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爱的领导一旦在广泛的基础上扎根，除激励表现以外，还能创造独特的团队一体意识。早期耶稣会士散布全球各地，不像奉行本笃会规的那些修道人、都住在一所修道院内那样便于管理。耶稣会士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有才干人、有抱负、有独立主见的人。他们由上而下的战术运用，使他们经常与有影响力的学术界、文化界与政界领导人互动，而这些领导人也竞相拉拢着他们。总言之，早期耶稣会士面对的，正是任何大型跨国公司必然面对的团结问题。耶稣会团队遍处世界各地，成员既具才干，又不断受到相互冲突观点的洗礼，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他们之间建立荣辱与共的团结意识？耶稣会是不是透过什么夸张的员工训练计划、宣示什么崇高的任务，而鼓励会士们团结奋斗？或是用了什么高薪的金手铐手段，将几位重要会士牢牢锁住？是用了变卦无效附加条款的分期薪酬方案？还是发行内部通讯月刊？这些办法或许一些强化联系的功效，但它们都不能满足罗耀拉的需求——罗耀拉要的，是他所谓“心灵团结”的相互感情的强大结合。而心灵团结以领导人为开端：
队其它特质之外，（总会长）在部属心目中的令名与威望会非常具有特效；他对他们真情流露的爱与关注也一样有效……
更有帮助的是，他的指挥方法经过他精心策划与组织，而且为使部属服从，他采取的方式是身为上司的他，应用一切天主赋予的爱、谦和、与慈悲，使部属在面对上司时总能爱心胜于恐惧，虽说爱心与恐惧两者有时都有其用。
耶稣会团队奋力营建一种爱心胜于恐惧的环境。罗耀拉挑战着当年盛行（如今也一样）的下述智能：那些蠢到在运作过程中应用一切爱、谦和与慈悲的人，只有惨遭生吞的份。马基维利雄辩滔滔地强调这种观点，他告诫领导人，“如果必须有所选择，当一个为人畏惧的领导人，远比当一个人们喜爱的领导人安全得多。”罗耀拉的团队强调人的天赋、潜能、与尊严，而马基维利则以一种不同的角度观察人性：“因为世人总是不知感恩，反复无常，他们满口谎言，他们是骗子，害怕风险而又贪得无厌，这是人性的金科玉律。相较于一个让他心生畏惧的人，人们比较不在意冒犯一个爱他的人：原因就在于爱是一种义务的联系，而人们由于腐化，会在自认为有机可乘的任何时间打破这种联系；而恐惧则涉及惩罚的恐怖，使人们永难挣脱。”
耶稣会士不赞同这种观点，他们以爱为行事准则，结果不仅大获胜捷，也造福了人群。
学者专家对动机的说法
在罗耀拉与马基维利身后四百年，社会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葛利哥 将两人在意识型态上的冲突作了比较。麦葛利哥推论说，对部属的管理行为，往往反映出对人性的一般基本态度。在经常只是稍具意识的层面上，“X理论”的管理者会认为人类基本上“很懒，因此必须加以激励与控制”。而“Y理论”的管理者则认定人类“基本上是自我激励的，因此需要让他们接受挑战，让他们有上进的管道”。对马基维利一派的X理论管理者而言，挑战在于如何使他们工作。对罗耀拉一派的Y理论领导人而言，挑战在于如何使他们想工作。
这两派理论之间并没有抽象的理论性差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保罗·奥斯特曼 的研究，使他深信X理论一直在美国的职场挂帅。“公司发现，如能在员工大众保有某种程度的恐惧（如解雇），它们可以达到它们的目标。”
罗耀拉、马基维利与麦葛利哥都同意：我们的基本世界观（我们对人性的观点）难免影响到我们的日常行事。我们的世界观很少能像罗耀拉或马基维利的那样明确，但即使它们不健全，而且只是一种略具意识的产物，它们还是左右着我们的行为。如果人类“不知感恩，反复无常，满口骗子，害怕风险而又贪得无厌”，你当然会据此以对，随时担心如果老板不加控制、督促、管束、或征管理，他们会造成什么损害。但如果神赐活力赐予他们“存在、生命、感觉、与智能，并且更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天主的圣殿”，你会支持他们、鼓励他们，甚至（要大着胆子才敢说）爱他们。
当一支小型耶稣会团队抵达南美洲银之河 地区时，这两种有关人性的观点都呈现了。
人性有胜利：南美洲的归集村
迪耶哥·戴·陶里斯·包洛 只是守法而已。不过服从这个法律意味他必须选边而站。而他选择的那一边，使耶稣会走上一条不归路。在这条路走到尽头之际，数以千计的人将丧命，而陶里斯的耶稣会事业体也遭到从南美洲逐出的厄运。（编者按：此段历史即电影《教会》（The Mission）的主题）
陶里斯于1608年抵达银之河地区，担任耶稣会在这处穷乡僻壤的负责人。他所负责的耶稣会巴拉圭省幅员广阔，占地几与半个欧洲相当：包括今天的智利、阿根廷、巴拉圭与乌拉圭全境，以及部份的巴西与波利维亚。这处位于美洲南端的锥形地区，曾使所有涉足当地的殖民者淘金梦碎。早期探险家称这个地区的入口为银之河。这个名字取得过于夸张。因为当地非但不产什么银，也没有任何欧洲人可以觊觎的东西。利马至少出土了印加古国的金饰，亚松森（银之河地区第一个永久屯垦区）却除了尼土与蚊虫以外一无所有。
在陶里斯抵达当地时，为推动西班牙海外领地殖民化的“信托（encomienda）”系统，已经在文化中根深蒂固。西班牙要说服它的人民移居南美洲并不容易。越洋旅途充满凶险，使移民者既远离亲友，经济前景也一片茫然。而信托系统一直就是西班牙王室用以引诱移民的极有限几个法门之一。西班牙政府不仅以相当优厚的土地赠予参与这个系统的“信托人（encomenderos）”还将当地土人“信托”（即字根encomendar的含意）给信托人，在每年指定的一段期间替信托人耕作这块土地。这个系统为所有有关各处都带来了好处：为信托人带来的是土地与劳工；为西班牙王室带来的是诱使国人移民新殖民的手段；为当地原住民则带来保护与皈依基督信仰的机会。
或许有人不解，所谓保护是保护什么。答案是，保护他们不受敌人的伤害。当然，早在西班牙人来到以前千百年来，当地原住民与他们的祖先为对抗当地的敌人，一直都能自己保护着自己。他们唯一无力与之对抗的敌人，就是这些西班牙屯垦民本身。这是一种或许有些怪异、但很简单的环形推理：所谓信托，说白了就是殖民地主提供当地原住民保护，使他们不受殖民地主之害。更恶劣的是，原本每年定期的劳役，很快变成“全职而全年休”的工作。信托系统沦为几近于明目张胆的奴役，西班牙王室于是功德无量地很快采取因应行动，通过法律以谋最终废止这个系统。
理想碰上现实
当然，这个系统最终确实废止了。但当陶里斯于1609年宣布，他将遵守颁令施行已达数十年的西班牙法律，在耶稣会庄园终止信托系统，并以付薪方式重新聘用原住民劳工时，这个系统仍然盛行。陶里斯此举绝非理想主义者出于无知的一种做作。他非常清楚自己挑战的这个系统是整个地区经济的支橕。由于这是他出掌耶稣会巴拉圭省之后的第一项重要行动，此举成败更具象征性意义。
没有人给予他掌声。事实上，那些在经济上依靠信托系统生存的人因而盛怒。陶里斯写道，地方行政长官“由于害怕激起民怨”，有意避不见面，以拖延对耶稣会行动的发照批准。地方屯垦民则以更加直接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他们“切断捐款，一连多天不给食物，在那段期间，（耶稣会）餐厅里只有玉米片可吃”。情况继续恶化。
陶里斯在上任之初的表现或许没能赢得多少友人，但他似乎不很在意。他的眼光并不放在盘据着亚松森、哥多巴 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两、三千西班牙人与克里奥人 身上，他注意的，是人数至少比这大上一百倍、遍布银之河地区的土著部族。瓜拉尼、瓜库鲁与其它土著部族不太可能造访耶稣会在亚松森或其它地方的会所。于是陶里斯派出耶稣会士沿着巴拉圭河与帕拉纳河寻找他们。在与当地部族建立互信以后，每一支耶稣会团队与一个部族合作，建立一个小型屯垦区。由于决心要将这些半游牧的部族“聚集（reducciones）”成为永久屯垦区，耶稣会士称这些新成立的小村为“归集村（reductions）”。其中一个最早建立的归集村，经命名为“圣依纳爵”，听起来就像是耶稣会士、而不是瓜拉尼人取的名。
这些寻找部族的探访之旅危险吗？可能。陶里斯在发回罗马的报告中说，有一支团队在一个蛮子猖獗的地区工作，这些蛮子“残暴已极，会把他们在战场上杀死的人吃了，然后用死者胫骨做笛，用死者头颅做杯”。不过，一切事都是比较才知道。耶稣会士很可能已经察觉，南美洲丛林尽管凶险，但对他们的加害，无论如何比不上来自自己欧洲同胞的加害。在持续百余年的瓜拉尼部族区传教史上，有二十六位耶稣会士惨死殉教；但仅仅在一年之间，欧洲人屠杀了正好两位的耶稣会士。1570年，法国新教徒的一支帮格诺教派 的一艘海盗船拦截下一艘载运耶稣会士前往巴西的船。四十位耶稣会士被丢下海中，其中有人先被砍了头，有人被砍断了四肢。到最后，这些海盗一定是厌烦了，或者是杀得累了，于是将四十位会士中最后几人活生生丢下海中，让他们在已死或垂死同伴造成的一片残尸血水中挣扎。海盗们这么做或许只为取乐，想看看血水淌入海中引来鱼群争食的情景。翌年，又有十二位耶稣会士在前往巴西途中遭海盗杀害：总共五十二条人命，正好是在归集村工作中殉教人数的两倍。
当然，与遭欧洲人杀害的土著人数相形之下，惨死于欧洲海盗或美洲印弟安人手下的耶稣会士人数，只能说小巫见大巫。陶里斯的伙伴知道，需要保护的人是瓜拉尼人，而不是耶稣会士本身。于是陶里斯着手一项等于是无中生有的策略。为争取瓜拉尼屯垦区的保护权，使当地土著免于所谓文明欧洲人的迫害，他与王室谈判。耶稣会将瓜拉尼人迁移到新建的直属西班牙王室的小镇，使他们远离西班牙屯垦区的控制与影响力、也远离了信托系统。
耶稣会与其瓜拉尼伙伴合作得如何？毫无疑问，耶稣会策略眼光绝对谈不上完美。归集村或许使瓜拉尼人享有若干自由，但伴随这些自由而至的是一个保护系统，而这个系统绝对谈不上给他们全面人性尊严与自由。但无论如何，耶稣会这项有远见、有胆识的实验，使十七世纪当代人士的那些作法与思维相形见拙。史书对耶稣会此举赞誉有加，仅凭书名已能说明故事内容之一般：《失落的乐园与消失的世外桃源》。甚至称天主教会为“那个愚蠢的强权”、对天主教会绝不友善的伏尔泰，也称赞归集村是“一项替最早期征服者残酷罪行赎罪的人性胜利。”
发现人才
提洛尔人 人安东尼奥·塞普 可以为这项人性胜利作见证。塞普毕业于专门造就音乐天才的维也纳王室学院佩蒂·先让，却选择了一个不寻常的人生旅途——成为耶稣会士，并成为归集村一所音乐学校的校长。在从维也纳学成之后许多年，置身于全然不同的另一大洲的塞普说，他设在亚培由归庥村的这所学校，造就了“以下未来的音乐大师：六位小喇叭手、四位风琴手、十八位小铜号手、十位低音管手”。而这是一年的成绩。塞普年轻时认识极多的才华的音乐人士，因些，他的以下一段比较应有根据：“（瓜拉尼）这些天才的特性在于全方位的音乐。无论什么乐器，他们总是一学就会。而且他们演奏技巧之精，只有最有天赋的大师才能与之较长短。”或许塞普这番赞美之词不够客观，因为毕竟他是他们的老师。但对瓜拉尼人的音乐天赋推崇有加的，不只塞普一人而已，而且塞普也不是这些音乐天才的唯一师承。早在塞普踏上南美洲土地许多年前，布宜诺斯艾利斯总督已经向西班牙提出报告说，亚掊由的一个乐团“在音乐与舞蹈方面的表现令人激赏，仿佛他们受教于陛下王庭一样，而他们却只在如此短短几年之间练就这一身技艺”。
布纳凡图拉·苏亚雷兹 也见证了这项人性胜利。天文学与数学大师克拉维斯曾经想象，有朝一日，他门下的耶稣会科学人才“散居不同的国家与王国，像闪闪发光的宝石一样为（耶稣会）事业体倍增荣耀”。使得他此一美梦成真的，不仅是他在北京钦天监（历法局）的弟子们而已。半个地球以外，南美洲第一位原住民出身的天文学家苏亚雷兹，也对南半球的天空进行着同样精密的观察，与他在北京的伙伴遥相呼应。苏亚雷兹与他瓜拉尼团队，在建于圣考斯米归集村丛林中的一座观测站，用水晶石磨光制成的望远镜进行观测，并与远在瑞典、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天文学家交换观测与估算成果。
不过，或许能对这项人性胜利提供最有力见证的，还是瓜拉尼人。拥有悠久历史的瓜拉尼人，首次有了属于他们本身的文字，能够提供这项见证。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拥有一座印刷厂之前很久，奥地利耶稣会士纽曼 已经使用木模与锡活字，在银之河地区造了第一部印刷机。但在纽曼可以着手塑造锡字以前，有人得首先造出文字。克里奥人耶稣会士安东尼奥·鲁兹·迪·蒙托亚 ，将当地好机十种各式方言简化，融为一种标准而统一的瓜拉尼文。今天经正式确认、成为拉丁美洲国家语言的土语寥寥无几，而其中一种即瓜拉尼文为基础。尼柯拉·亚普圭 的拉尼文证道与评注，使他成为众多拉尼作家中最有名的人士。
当然，人不能只靠音乐、科学、与文学而活。瓜拉尼的巧匠们在完成归集村建址位置的查访、设计观测、工程与建造以后，才有时间研制乐器与天文观测装备。在跨越今天巴拉圭、阿根廷与巴西的一片广袤地带，他们建立三十余座住在十余万拉尼人的归集村。每一座归集村收容多达一千户家庭，并且配置两位为村民服务的耶稣会士。由于与殖民者的互动对瓜拉尼人无益，陶里斯训令他的团队“凭勇气、谨慎、与机智防阻（殖民者）进入归集村”。瓜拉尼人因得以使他们的小镇尽可能完全自给自足。
归集村音乐学校校长塞普，在家信中对充满蓬勃朝气、功能一应俱全、自给自足的这些社区有以下描绘：“病愈以后，我造访各办事机构：首先来到学校，看到男孩在学习阅读与写字。我还去看了我的那些乐师、歌者、小喇叭手、双簧管手等等。在某些天，我教印第安人跳舞。之后我走访工人，探视砖瓦匠、面包师、铁匠、细工木匠、木匠、油漆匠、还有每天屠宰十五或十六头牛的屠夫。”
塞普既是神父，是顾问，是音乐教师，还教舞蹈？归集村的耶稣会士有没有什么不做的事？看起来，他们是什么事全包了：一位捷克籍耶稣会士，在归集村备忘录中解释。一旦遇上美洲虎该怎么做：“只需站在大树底下，对准威胁到你的美洲虎两眼（小便），你就安全了：这头虎会立即窜逃而去。”他记述的应该是当地原住民的办法，而不是个人经验，但天晓得？
不幸的是，耶稣会士找不出这类好办法，以吓阻瓜拉尼人最凶残的敌人——那些殖民者。无论耶稣会是否真正创建了一个乌托邦，这乌托邦却建在一个即将为人间地狱的险境之中。伏尔泰乐观地认为归集村已为“最早期征服者的残酷罪行赎罪”，只是这项评估失于天真。当第一座归集村成立时，最早期征服者早已死亡，但残酷的罪行却还只是初现端倪而已。
无心而为最凶残的罪行埋下引火线的，正是耶稣会士本身。在界线不甚明确的陶德赛拉条约另一边的葡萄牙殖民区内，若干耶稣会团队以归集村会士们同样的抱负，一直为当地巴西土著服务着。对这些巴西境内的耶稣会士而言，事实证明1570年特别是一个甘苦参半的年份：在这一年，四十位耶稣会士在海上遭法国海盗残杀，而一项大胆的立法行动也发生在同一年。耶稣会当时已经在巴西开始建立以土地为基础的社区“村庄”，以收容并雇用印弟安人；为反对印弟安人在巴西遭到的虐待而进行的游说，更使葡萄牙国王瑟巴斯下令，禁止殖民地内对原住民一切的奴役行为。他将土著人民的福祉托付耶稣会，自此以后，农场场主必须与每个村庄的管理人议定工资，然后根据这些工资雇用土著替他们工作。
这道命令遭致始料未及的严重反弹。长久以来备受煎熬的巴西屯垦民，终于因栽种甘蔗田而见到繁荣将至的一线曙光。但国王的敕令现在威胁到这片荣景，因为种植甘蔗田所以有利可图全靠使用奴工。甚至在国王颁行此令以前，农场场主们要维持够多奴工已经不是易事。由于欧洲传入的各种疾病的肆虐，美洲各地土著人口锐减。举例说，根据一项估计，秘鲁人口在区区六十年间（1520至1580年）已从三百万暴减到略多于一百万。类似有关人口的故事在南美各地俯拾皆是，只不过或许不像秘鲁那么让人心惊胆颤罢了。免费劳工已经逐渐死亡（真实意义的死亡），现在国王瑟巴斯更下令不得役使巴西原住民。
但事隔数十年，一项始料未及、得来更加不费功夫的劳力来源，落入农场场主们的掌握。巴西耶稣会士从奴工主人处夺走的资源，现在却似乎由巴拉圭的耶稣会士又手捧来、送到他们面前。来自圣保罗的“奴隶贩子”长久以来，一直在帕拉纳河以东的西班牙区猎捕瓜拉尼部族土人。这些奴贩的工作原本着实不易，因为他们必须深入异域，寻找游牧部族人民，才能加以猎捕。但由于归集村系统的成功，在1600年代初期，奴贩只需在距圣保罗不到百里的屯垦社区，已能找到数以千讲的瓜拉尼人。耶稣会设计的瓜拉尼社区以自给自足为目的，但是忽略了一项重要环结：防卫。
一幕可怕的讽刺剧于是缓缓揭开序幕。巴西耶稣会士成功保护了当地原住民部族，使其免于奴役，但此举反而使搜寻奴隶的行动变本加厉：无论在非洲，或在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皆然。而巴拉圭耶稣会为解放、安置瓜拉尼人而作出的努力，反而使瓜拉尼人更易遭奴贩猎捕。这些用意至善的神父却在无心之间成为帮凶，使瓜拉尼人成为来自圣保罗奴贩的待宰羔羊。在1628－1637年间，被抓到巴西奴隶市场出售的瓜拉尼人超过六万。另有数以千计瓜拉尼人在猎捕行动或押送过程中丧生；在耶稣会仓促间组织的、从葡萄牙边界归集村紧急撤离的行动中，也有同样多的瓜拉尼人遇难。
亚松森的西班牙殖民政府当局没有伸出援手。保护瓜拉尼人又有什么好处？耶稣会已经为瓜拉尼人提供了保护伞，使他们从信托制度中解放。瓜拉尼城镇与殖民地没有什么贸易，事实上还与殖民竞争着“草药茶”出口贸易。唯一可能的支持，来自海洋彼岸的西班牙国王与教宗。但在当年，情况并不像耶稣会可以电告欧洲、请求发布禁制令那么容易。等到归集村的耶稣会士抵达欧洲，为瓜拉尼事件请命时，已经事隔数年。对美洲出生、第一本瓜拉尼文字典与编选人耶稣会士蒙托亚而言，这一趟为瓜拉尼而请命的欧洲之旅绝非易事。在写给留在南美洲的伙伴们信中，他抑郁寡欢地说：“这一切紧张而喧嚷、吻手、礼俗、时间的浪掷，都让我无法适应，特别是让我们满脑子胆心着公事、各种焦虑、与成不了任何事的方案、尤其让我难以忍受。总归言之，神父，我在这里只是个流亡份子。为寻求慰藉，没有一天我想像着他们已经带上船（返回南美）。”
无论心情郁闷与否，在关系良好的欧洲伙伴的协助之下，远从南美而来的这批耶稣会使节得以辗转于罗马与西班牙宫廷、达到他们的目标。教宗诏书《委托我们》（Commissum Nobis）首先列举瓜拉尼人遭受的各种虐待，然后训令葡萄牙检察总长“严禁任何人将印弟安人贬抑为奴，严禁贩卖、购买、交换、赠予、拆散妻子与子女、剥夺他们的财产、强押到其他地方，严禁以任何方式剥夺他们的自由、役使这些印弟安人。”
圣保罗没有一个人有丝毫放弃奴役的意思。
教宗诏书在圣保罗颁布，没有引来殖民者的懊悔与顺服，反而导致他们的大声疾呼，要求驱逐多管闲事的耶稣会士。葡萄牙王瑟巴斯在1570年的一道命令，使葡属巴西境内奴役原住民的事成为非法，已经为他们带来严重损失，现在耶稣会变本加厉，又说服教宗颁令，宣布葡萄牙奴隶贩子连西班牙殖民境内的原住民部族也不得染指。耶稣会设在里约热内卢与圣保罗的会所于是遭到盛怒的的殖民者攻击。巴西屯垦民对教宗这道敕令置之不理，耶稣会此一外交行动最大的成果，似乎只是激怒殖民地的奴隶主人，使奴隶风潮空前狂热而已。在这道教宗敕令于圣保罗颁行之后不到一年，由五百名奴隶贩子与三千名土皮族 印弟安战士组成的一个巨型奴隶猎捕团，乘坐数百艘船组成的船队朝瓜拉尼地区进发。
爱是战争？
回顾起来，奴隶贩子发动的这场突袭，证明耶稣会的外交行动极为有效，只不过有效的方式，与教宗、国王或耶稣会使节本身所期待的不很吻合罢了。因为这一次，沦为待宰羔羊的，不是瓜拉尼人而是他们的敌人。若非这道教宗诏书的煸动，奴贩不可能集结如此庞大的突袭队伍、沿乌拉圭河南下、杀气冲天地冲向瓜拉尼区、也栽进守候着他们的圈套。耶稣会不是只有派在欧洲的使节在工作而已。在归集村的耶稣会士，不等王室批准，已先行着手武装瓜拉尼人。耶稣会士军人出身的传承香火，并非只到罗耀拉与鄂本笃即已后继乏人：军旅出身的耶稣会士多明哥·陶里斯 重拾尘封已久的技巧，为瓜拉尼自给自足社区那失落的环节进行补强。他率领的瓜拉尼民团，经过持续一周的穆保洛利 之役，消灭了来犯的奴隶猎捕团。
如果耶稣会士与瓜拉尼人在建立归集村之初，怀有建立一处世外桃源的抱负，经过此次战役，归集村也不得不像其他地方一样，贴上绝无乌托邦意味的文明标记。为保卫他们的生活方式。瓜拉尼民团在之后数十年间至少出战五十次。他们不断击退奴隶猎捕团与仇视他们的邻部原住民的进犯。不过，他们往往应西班牙殖民政府之请而出战；尽管或许带有一些反讽意味，殖民政府终于了解瓜拉尼地位重要，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个防止葡萄牙人进犯的、有效的缓冲区。
瓜拉尼的小镇在穆保洛利之役以后，繁荣了一个多世纪。直到1756年2月10日，他们才终于碰上难与匹敌的西班牙与葡萄牙联军。自签署陶德赛拉条约以后，两国曾有少数几次联合作业，而对瓜拉尼的这项军事行动是其中一次。
殖民者：挡在路上的石头一定得移开
当地边界不安的情势，不仅威胁到瓜拉尼人，也威胁到西班牙与葡萄牙的商业利益。于是在1750年，两国大使集会，就瓜拉尼原住民区的问题民开讨价还价，最后达成1750年边界条约 。瓜拉尼人没有应邀参与这项条约谈判，就像他们没有参与陶德赛拉条约缔约谈判一样。根据这项新条约，西班牙对亚松森附近柯洛尼亚 地区的领土主张获得确认，葡萄牙则得到建有七个归集村的一片土地。不过没有人能说这项条约没有虑及瓜拉尼人。缔约谈判代表确实考虑到这些部族，条约第16条规定：“传教士可以携带他们一切动产离去，可以带同印弟安人一起在西班牙境内再安置村落，连同建于其中的教堂、房屋、建筑、财产、以及土地所有权应归葡萄牙所有。”两个殖民帝国因为陶德赛拉条约缔约谈判的草率与傲慢，而终于无可避免地遭到边界纷扰的苦果，但怪的是，两国却能把怒气都发在瓜拉尼人身上。
无论是瓜拉尼人或耶稣会士，都认为这项条约并无正义可言。瓜拉尼人不愿就此消逝，以遂第16条条文起草人的心愿；他们准备保卫他们的小镇。耶稣会与瓜拉尼人对这项条约的抵制，让这两个殖民帝国越来越愤怒，因为无论怎么说，它确实是两个主权国签署的绝对合法的文件。葡萄牙与西班牙终于采取行动。1756年2月10日，两国取得辉煌的胜利，为它们征讨瓜拉尼的联合军事行动画下句点。在这场战斗中，三名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战死；约一千五百瓜拉尼人遇害。
那条将全球对半划分、完全无中生有的陶德赛拉条约界线，对耶稣会也造成反扑。陶德赛拉条约确认了葡萄牙征服的合法性，而葡萄牙的征服又使方济·沙勿略与他的耶稣会伙伴得以冒险犯难、跃向欧洲以外的世界。但在瓜拉尼战事发生以后，曾使葡萄牙国王若望三世叹服不已、誉为“足为世人表率的修道人”的耶稣会士，已经沦为许多人的眼中钉。仇视耶稣会的人越来越多，而耶稣会总会长也因穷于应付更深一层的恼人之事，而无暇顾及保卫瓜拉尼、对抗西班牙与葡萄牙的问题。管理归集村的七十位耶稣会士集会，计划提出正式抗议以声讨西、葡两国在瓜拉尼的作为。一个世纪以来，耶稣会在欧洲的外交机器曾为瓜拉尼人福祉而运作；然而这一次，在巴拉圭的耶稣会士奉总会长之命封口，不得轻举妄动。
当陶德赛拉条约谈判代表于1494年签下这纸条约时，他们不知道海洋彼岸的增美洲有些什么。奇怪的是，直到1750年，西班牙谈判代表仍然没能了解（也或许懒得了解）大笔一挥，究竟将什么让给了葡萄牙。直到条约墨迹已干，他们才终于开始学得一些教训。在新边界条约木已成舟之后，西班牙蒙提维多总督才初次造访圣米盖尔归集村。他为所见的景象惊愕不已：“我们在马德时的那些人一定脑筋有问题，怎么会把这样一座全巴拉圭最出争的城镇让给葡萄牙。”
在瓜拉尼战事结束后不到十年，耶稣会士本身也全数被迫驱离，耶稣会与瓜拉尼人事建的乌托邦于是遭到二度重击。归集村缓步走向没落。有些瓜拉尼人同意再安置，许多人离开还有些则成为西班牙殖民统治下新城市的基础。
但百年以后，一位来自瑞士的旅行者在千里达归集村遗址仍能清晰辨识今昔之别：“当年耶稣会时代建造的房子是砖瓦为顶的石材建筑，后来用的建材是黏土与草。”千里达的街道是建有骑楼的铺石地面，而在首都亚松森，大部份街道仍为泥土路面。但尽管瓜拉尼人或许在建筑才艺与文明方面胜过他们的敌人，他们缺乏在战斗上击败这些敌人的资源。
1537年，教宗保禄二世在教宗诏书《至高的天主》（Sublimis Deus）中，率然谴责新世界的奴役行为。他的谴责不是理所当然的断语，它具有相当基本的论据：“印弟安人本身都是真正的人。”读到这道诏书而有同感的人寥寥无几；其中包括归集村的耶稣会先驱。
归集村吸收了来自三十余国的耶稣会志愿人士，其中有些是安东尼奥·鲁兹·迪·蒙托亚、布纳凡图拉·苏亚雷兹这类南美土著人士，其他人则分别来自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奥地利、爱尔兰、以及另外二十余国。他们每一位都抱持一种“成就爱心的默想”精炼而成的远见。与银之河地区大多数殖民者不同的是，他们愿意视当地的原住民为平等的人，而且愿意以勇气与热情自我献身，协助这些真正的人拓展他们的人类潜能。
爱心如何能使事业体更好？
英勇的耶稣会士在一个古老的年代建立乌托邦，只是我们并不生活在这样一个浪漫的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生存代表着绝无一丝乌托邦意味的竞争；在我们这个世界，多的是推崇马基维利、不重罗耀拉的世人。就让我们面对这个现实：在这个现实世界，极力鼓吹以爱领导的人少之又少。在今天无菌式的公司环境中，只有狂徒或为沽名钓誉、故作惊世之举的有心人士，才会标榜以爱领导。
在书店管理从书的书架上迅速浏览，你能为职场几乎一切想像得到的人类情绪与行为，包括侵略、欺骗、喜悦、愤怒、羡慕、贪婪、游戏、战争等等找到指导书籍。而有关爱的书籍却难得一见，即使真能出现，也往往瞬间即逝，而且陈列位置也可怜得令人尴尬。《追求卓越》一书的作者汤玛斯·彼得斯，在随后两部作品中以试验性质的作法，畅谈爱的观念，但走笔嬉笑轻松，读来全无迫人之感。在《追求卓越的激情 》一书，彼得斯强调“要爱你做的”，对麦当劳创办人雷伊·克洛克 的“有关汉堡的爱的故事”推崇有加。在《Tom Peters谈创新 》一书，他用一整章的篇幅讨论“爱大众，服务大众”的主题。不过他引用的是硬石咖啡的信条，而我们要爱的“大众”也只是我们的顾客而已（就像硬石咖啡的做法一样吧？）《读员工爱上你的公司 》这本书，书名颇为堂皇，但它鼓吹的却是一种相当一厢情愿的爱。书中提出五项绝妙的、使员工爱上公司的建议，却避而不谈管理层如何回报的问题。《管理大师指南 》一书汇集七十余位管理顾问界超级巨星的见解，并且指其中一位大师有非传统的信念，相信“领导需要爱”。好极了，我们总算找到了！可悲的是，任何一位读者如果想知道这种爱的信念如何成形，或甚至想知道究竟是哪一位大师有如此信念，读完全书三百多页仍然一头雾水。
为什么我们日常一切作为，总能理所当然从军事意象中找到意喻（举例言之，《主管们的作战艺术 》），而“爱的讨论”却始终只能是领导丛书中的三流作品？这有一个原因。我们已经注意到，领导的根本概念遭企业一族劫持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企业主管与他们的顾问或学术界专家，是最醉心于在领导上争长斗短的人。而企业界员工大众则是领导有关丛书最大的消费者。因此，这些书的写法以企业界读者为诉求也就不足为奇。
对企业美国最具诉求力的是什么？且让我们诚实以对。尽管每个人都在吹捧，说我们如何开明、如何具有包容一切的商业感性，美国的企业文化却一直就是一处杀声震天、不留活口、逞凶斗狠的竞技场。既如此，我们的领导角色典范总是以一种强悍凶狠、目空一切的面貌呈现，又真那么令人震撼吗？在我们的领导人排行榜中，遥摇领先的是运动教练与超级明星，如派特·莱利 、菲尔·杰克森 、教练K、乔伊·陶处 等等。追在他们后面的是军事领导人，如中国的孙子、阿提拉、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巴顿将军、南北战争的将领葛兰特及罗伯·李等等。你现在读到的这本书也无法置身事外，因为这本书也以赳赳武夫类型的领导人为一种领导典范。早在我开始谈到这个爱的主题许多章以前，本书已经确立罗耀拉本身男子气魄的形象。要记得，他没有向我们示过什么似水柔情。他仍然是那位强悍不屈、在帕隆纳挨了炮弹，仍是那位孤身一人从西班牙长途跋涉、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罗耀拉。
任何人若是胆敢宣扬极不具阳刚之气的爱的理念，甚至只是轻描淡写、点到为止，也会需要一位无懈可击的发言人。讲到这样的发言人，又有谁能比传奇性的美式足球教练、公认“男人中的男人”的文斯·隆巴迪 更具资格？隆巴迪曾在美国管理协会 发表一篇演说，至少有三本各别著作引用过这同一篇演说的讲词。现在又多了一本。隆巴迪列举致胜领导人的各项特质，最后达成结论说，“还有一项，就是爱。我说的这个爱就是忠诚，是一种最伟大的爱。团队合作，即一个对另一个人的爱，即他对另一人尊严的尊重。我说的这个爱也是慈悲心灵之力、是你的公司的力量所在。”
这只是隆巴迪在赛季外专为参加应酬餐会而准备的故弄玄虚吧？不然。隆巴迪不仅向衣着光鲜的企业主管，也向那些发动绿湾包装工队攻击线。一身汗水、庞然大物的球员，宣讲这种理念。事实上，在面对自己的球队时，隆巴迪更能抛开一切老生常谈，突显他“爱应该主要以实际作为、而不是以言词自我显现”的观点。一位已经退休的绿湾包装工队队员，还记得隆巴迪对每一位队员对每一位队员应如何彼此相待的要求：“你一定得爱他，或许那种爱能使你协助他。”隆巴迪从哪里发展出这种以爱领导的观念？在多年教练生涯中，不断设法激励球队的经验，很可能是这种观念的来源。不过，隆巴迪曾接受耶稣会教育的事实，或许也并非纯属巧合。
或许企业显要与学者专家，不愿鼓吹以肯定、支持（即：爱）的态度待人的领导策略，但宣扬这种理念的大有人在。事实上，在任何人类互动密集之处，以爱领导的决定性利益似乎显而见，只除了职场以外。几乎每个人都参与的一个“团队”，就是家庭。没有人认为缺乏爱的家庭在运作时，能像充满爱的家庭一样有效，也没有人认为它们能像后者那样给予成员支持，让他们有进取意志，或令他们满意。也没有人会说只有那些严厉得令人望而生畏、或竞争得过于凶残的学校，才是我们最成功的学府。唯有能够提供真诚支援、关爱与鼓励的环境，才能使置身其中的学生学得最好、最有成果；但为什么我们却说服自己、相信我们成人的需求竟如此不同？这许多职场以外的人类互动环境，为我们带来明显的智慧，而耶稣会以爱心领导的原则，不过是汲取了这些智慧罢了。
爱如何使耶稣会变得更好？爱又如何能使任何一家公司变得更好？
一家实践以爱领导的公司
——不会拒绝任何有才赋、有品德之士：以爱心驱动的公司能够察觉、尊崇、并雇用其他公司排斥或忽视的人才。在罗耀拉当年，雷奈斯、韩立克斯、得路等人就是这样的人才。以今天而论，这样的人才包括家庭出身、肤色、口音、背景或教育程度“犯了错误”的人。
——能够全力冲刺、迈向至佳：以爱心领导的管理人，会全力培养员工未经开发的潜能，而不会采取达尔文式优胜劣败的态度、要部属自求多福。
——能够以爱心胜于恐惧的方式运作：爱心驱动的环境使员工想工作，而不只是被迫工作。
真正的果实，在于爱心胜于恐惧的环境促成的活力与忠诚。类似“团队合作”与“团队精神”等词，无法掌握到方济·沙勿略在亚洲那个团队的态度：“我就此必须住笔，但无论以个人或以整体而言，我对你们全部人的爱恋如此之深，要我不再写信是不可能的。如果彼此相爱的人能在这一生心心相印，最亲爱的兄弟们，相信我，你们会在我的心里清晰见到你们自己。”
以这种相互关怀之情而结合的团队，表现自能轻易超越其他绝大多数仅以基本团队合作行为为已足的组织。所谓基本团队合作行为指的是：尊重伙伴、听取同事的意见、主动共享资讯、除非握有确证否则假定他人无辜。以及提携后进等等。任何曾在一个关系紧密、忠诚、互信的团队，无论它是家庭、是运动队伍、还是一群友人，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在团结一体、以爱心驱动的团队行为相形之下，这类基本团队合作标准显得黯淡无光。充满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职场让人活力沦丧，而爱心胜于恐惧的环境则能创造活力。处于这种环境的团队成员享有同事支持，他们的同事希望、并协助他们成功。人们只有在受到真正关怀他们福祉的人尊敬、重视与信任时，才能有最佳表现。罗耀拉具有大智慧，能洞悉这许多作为“爱”的本质的取胜态度，他拥有大无畏，能明白指出这些态度就是爱，并且不遗余力地用爱增强耶稣会团队的活力与凝聚力。
爱既使耶稣会团队团结，也深深影响了他们对他们服务对象的看法。巴拉圭归集村是耶稣会心甘情愿的付出，这种付出不具任何情绪意义，而纯粹只是一种爱的表现。这种爱提升了耶稣会士的能力，使他们认识到瓜拉尼人的尊严与人类潜能，认识到这些尊严与潜能都在殖民信托系统下遭到侵害与浪掷。爱心使耶稣会士具备眼光，看清那些遭到浪掷的潜能；而英雄气概则刺激他们有所行动。
方济·沙勿略在于1552年年底启程前往中国这前不久，接到一封罗耀拉的信。他立即写下回信：
接到来信，得知你身体健康与其他生活状况，这一切佳音带给我的宽慰只有天主才能知道。在跃然信上的那许多圣洁字句与令人快慰的讯息中，我读到你在结尾写的那一行字：“无时无刻能忘了你，依纳爵谨上。”读到这些字使我泪水纵横，我也同样含着泪写这封信给你，想着那段逝去的时光，想着你一直给着我、而且仍然给着我的大爱。
你以如此圣洁的慈悲心怀告诉我，说你渴望能在此生与我再见一面。天主为证，这几个代表如此大爱的字如何深深烙印着我的灵魂，每当忆起它们，又如何让我衣襟尽湿。
无怪乎罗耀拉认为，与以爱领导相形之下，其他那些组织创意都显得微不足道，这从他的耶稣会《会宪》前言即可见其一般。耶稣会《会宪》全文几近三百页，但罗耀拉在前言中为耶稣会指出的指导原则，远比《会宪》中所述任何规则更为重要：“就我们这方面而言，最有助于保护、指导、推动耶稣会士们进取的，莫过于内在慈悲与爱的法则，这比任何外在章程都重要。”
这种内在慈悲与爱的法则以远见为开端。在成为一种能够提升团队表现的企业优势很久以前，爱是一种个人领导态度。爱心驱动的领导人，不会透过文化过滤、偏见、或狭隘的心态贬抑他人，他们拥有能认识其他人的远见，并且能根据这些见解领导其他人。在早期现代史上，欧洲人视美洲印弟安人为“森林里的野兽，不能了解天主教信仰污秽的野蛮人，凶残而极端下贱，除具有人形以外，从一切方面而言与野兽一般无二。”来自二十余国、以爱心领导的耶稣会士，却在美洲印弟安人身上发现同样的神赐活力，这些活力给予他们“存在、生命、感觉、与智慧”，并使他们成为上帝的住所。
如果这种内在慈悲与爱的法则以远见为开端，它以行动为结尾：“爱应该主要以实际作为、而不是以言词自我显现。”企业无需采取有如瓜拉尼归集村般规模的行动，也能达到伏尔泰所谓的“人性胜利”。父母、老师、教练为谋他人之福而无私奉献，每天都有无数的人性胜利。
但人性胜利也突显于我们犹豫不决、不愿称它们为爱的许多行动中，如管理人对部属的奉献，如团队成员相互的忠诚与支持。那些宁愿协助同事、使他们成功，也不愿意坐视他们失败的人，正是在创造爱心胜于恐惧的环境。所有使外界人士感觉他们受欢迎、获支持的人亦然。他们所以能创造这种环境，靠的不只是“作好一份工作”而已；更精深、更个人的动机激励着他们，他们承诺尊重与支持周遭的人，而他们在职场的互动，只是这种较基本承诺的一种表现而已。他们以尊重与爱心对待他人，引领他人迈向爱心胜于恐惧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更多人享有充分发挥人类潜能的机会。
每个人都知道这种领导有其必要。他们也都知道这个世界需要更多的人性胜利，包括十七世纪耶稣会士在巴拉圭达成的那种恢宏的胜利。尽管他们的构思或有瑕疵，但他们比当代其他人看得远。这正是爱心驱动的领导人所作所为。他们看得更远。他们能够超越挡住我们眼光的障碍，以观察更合公义、更具人性的世界会是什么情景。他们指出一条迈向未来的明路，使真正的男女享有发挥潜能的更大机会。在“爱应该主要以实际作为、而不是以言词自我显现”的决心引导下，领导人能够贡献一己之力、创造这样的未来。
创造更美好的未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一个人凭借一己之力，能造就多大差异？
这要问那些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