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一代传一代、持续保有取胜必备的领导优势的公司很少，能够一世纪接一世纪而不断保有这种优势的公司，更如凤毛麟角。试想一下，以1900年全美最大的一百家公司为例，到二十世纪之末仍能威名不坠的仅得十六家。那些成功的公司存活率何以如此之低？原因之一是成功导致自满。或者是市场领导人改采守势，他们引颈回顾，而不再放眼前方搜寻新机会或隐然成形的威胁。追求更多的领导人能不断凝视前方、寻找更有抱负的目标，为确使远见与使命感的重要部份仍然占有重要地位、未遭忽视，或未遭完全抛弃，这样的领导仍是唯一可靠之道。
耶稣会或许改变了速度，但他们没有改变路线，也没有放弃他们的领导原则。他们没有背离迅速应变、拥抱世界、追求“更”的原则，而沦为脑满肠肥、躲避风险的官僚。甚至在罗马当局准备对新基督徒的会士候选人资格施加严格限制之际，戴诺比利仍能获有总会长艾卡维华的支持。甚至当耶稣会教师在帕尔玛与贵族子弟一起建造玩具堡垒之际，耶稣会士仍在巴拉圭与瓜拉尼人并肩努力，建造真正的城市与要塞工事。当耶稣会成立即将届满两百年之际，曾协助他们创下辉煌的成长与成功佳绩的领导原则，仍然稳稳支配着耶稣会。
但或许由于这时的耶稣会已有太多患得患失的负担，这些领导原则已经不能再像当年一样、彻底掌握这个事业体。十八世纪中叶的耶稣会，遭逢耶稣会官方历史学家柯达拉 所谓的“惊滔骇浪”而动荡不已。柯达拉指出，耶稣会若能无愧于命名与其英雄传统，原可以避开那场大劫难：“我认为应付非常性质的不幸，应该运用非常的手段。我深信极大的胆识必不可缺，深信必须寸土必争。”不幸的是，当耶稣会最迫切需要胆识的时候，罗马总部却极度欠缺罗耀拉、方济·沙勿略、鄂本笃、利玛窦、戴诺比利、以及其他好几十人展现的那种极大胆识。
空前成功的副产品：偏地都是敌人
任何井然有序、教材式的写法，都无法正确描绘十八世纪中叶冲击着耶稣会的复杂而汹涌的逆流。当年的耶稣会在欧洲遍地是敌人：包括保守派与进步主义份子、政界人士与神职人员、虔诚的天主教徒与反对有组织宗教的死硬份子。这个匪夷所思的同盟，只因一种共同目的而结合，这目的就是铲除耶稣会。要解释这许多人所以怀恨的动机不难，但要了解他们的憎恶何以逐渐压倒耶稣会就难得多了。甚至是在今天，想找出耶稣会盛极而衰的“倾斜点”也极为不易。
启蒙运动 思想家从意识形态角度进行观察。科学的进步促成广大风潮，要求以“理性人”的方式搜寻支配自然界与社会、放之四海皆准的法则。启蒙运动的哲人只重透过推理或经验法则而证实的真理，对天启性宗教 不予重视。对于经他们认定、只是根据教宗权威而片面作成的决定，他们也不当一回事。如果说解放欧洲、使欧洲挣脱天主教与其迷信仪式的支配，代表的是全面胜利，伏尔泰认为击败耶稣会是迈向这场全面胜利的第一步：“一旦毁掉耶稣会，我们应该很有击败这可恶东西，即法国境内的天主教会的胜算。”他对他谈到的这个敌人有第一手的了解：他曾经受教于耶稣会。扳倒耶稣会不仅能对教会形成一记明显、富有象征意义的重击，也能一举迫使最有能力驳斥启蒙运动论点的那些耶稣会理论家退出战团。丹尼斯·迪德洛（Denis Diderot）的《百科全书》第一册，甚获时人推崇（它那位不很谦虚的总编辑也在推崇者之列）誉为知识企业开明新作法的一项胜利。耶稣会对这些自吹自擂的人大举挞伐，因为他们发现这本书的许多论文是全文剽窃的产物（而且其中有些还剽窃自耶稣会的作者）。迪德洛等人何以认为他们的运动在铲除耶稣会以后会发展得比较好？答案已是呼之欲出。
反耶稣会的隆隆炮声，也来自相对的另一侧翼。耶稣会神学家一直极力批判者一个称为杨森主义 的天主教改革运动。耶稣会在捍卫人类自由意志理论上不遗余力，而杨森派在强调恩宠的理论中，却为命定论辩护。在发现此事以后，耶稣会说服教宗对杨森主义提出各项谴责。不过耶稣会低估了杨森主义仿佛拉斯浦丁 般的耐久力，也或许它没有考虑到这个改革运动在法国教会与政府拥有的政治势力强大的同情者。杨森派虽然早于1600年代中期，已经在精微深奥的神学理论辩论中遭耶稣会击败，但直到一整个世纪以后，它仍然发行小册子，对恨之入骨的耶稣会进行不分青红皂白、查无实据、死缠烂打式的攻击：
他们（耶稣会士）从来不知收敛无休无止的野心，只是一味增加权力与支配。透过一切可行手段，他们累积资金与巨额财富，这些手段包括：从不疑有他的君王求取赠礼，从城镇与都市榨取财物，用于法不容于传教士与宗教的污秽商务行动侵入各国商界，或者透过暴力或利诱剥夺家庭的家产。
启蒙运动思想家与杨林派人士，都视耶稣会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之争上的死对头，不过基于不同原因。鼓吹理性与自由意志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所以攻击耶稣会，只因耶稣会是保护天主教会最力、最具代表性的团体、另一方面，杨森派则因耶稣会固守自由意志的教义而抨击耶稣会。到1700年代中期，耶稣会已经过于身陷苦战，无力察觉这两者之间的矛盾。
但这其间还有另一问题。耶稣会士极度热衷于高姿态的神学辩证之战。有先见之明的罗耀拉，早在近两百年以前已经告诫他的一个团队、要他们放低姿态：“在一些道德涂说的人、特别是在罗马这里的一些人心目中，我们（已经）背有一种恶名，说我们有意统治世纪。”或许这种好勇求战的习性，正是耶稣会的阿奇里斯的脚后跟 ，是耶稣会的致使伤。
更重要的是，人们不禁要问，促成耶稣会早期成功的迅速改变、拥抱世界的眼光，是否已经为那种潜移默化的知识性傲慢所吞噬。或许较早期那些“非常大胆”的耶稣会团队，更能有效地应战启蒙运动思想家。无论克拉维斯之与伽利略，戴诺比利之与他那些婆罗门皈依者，或利玛窦的后继者之与中国皇帝、富有想像力的耶稣会士都能发掘共同立场，使观点与他们大不相同的人士能与他们共处。说也奇怪，这种虚怀若谷的胸襟已舍他们而去、投入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怀抱。这些思想家多人出身耶稣会学校，他们至少鼓吹着一个耶稣会士本身也极力标榜的主题：对人的尊严、潜能与人性高贵的信念。
最大的危险就是不冒一切风险
向耶稣会丢石头的人，远远不只是杨森派与启蒙运动思想家而已。耶稣会为原住民自由权益请命的作法，或许令原住民社群欢欣雀跃，但对耶稣会在殖民者心目中的声望却没什么好处。而且殖民者还有其他一些对耶稣会恨之入骨的理由。耶稣会在拉丁美洲、亚洲与非洲都经营农场，以支撑他们的传教工作与教会。耶稣会自认他们在出口商务上做的是公平竞争，但对他们的竞争对手而言，这场竞争却绝对不公。西班牙王室为加惠在西班牙新世界殖民地宣教的修会，豁免这些修会的农场营利活动的销售税。凭借这项优势，耶稣会得以在粮、酒、牲畜、以及其他农牧产品上，以低价击败与之竞争的商场对手。更有甚者，殖民者经营的一般是规模小、零星、而且孤立的农场，而耶稣会却是大规模经营，他们在内陆、在拉丁美洲港阜、以及在欧洲各大城市拥有的房屋与社区网络，也协助他们克服出口商务难免遭遇到的种种难关险阻。这些在殖民者眼中的不公平商业优势，使挟怨已久的他们更加痛恨耶稣会。
恼火不已的殖民者，很快在杨森派与其他团体散播的许多流言上，又加上他们自制的谣传，说耶稣会经营着大金矿，说耶稣会垄断可可亚、马德拉白葡萄酒 、以及其他一些商品的外销、还说耶稣会在筹建一个庞大的全球性质贸易帝国。
谣言、影射、再加上一些半真、半想像的事，为耶稣会带来最不幸的是一刻。欧洲诸国正想方设法对付积弱的梵蒂冈、伸张本国的权力，而耶稣会是一个容易下手的目标。誓言效忠罗马总会长的法国耶稣会，遭到巴黎议会公开谴责，说他们不爱国，议会并建议他们自治。陷于窘境的法国耶稣会当然拒绝了这项建议，反对他们的人于是大做文章，诽谤法国耶稣会这种效忠外国权威的宗教至上作法。
马斯提奥·戴·卡法荷（Sebastião de Carvalho）自命为启蒙运动的正宗传人，在担任葡萄牙驻英国大使期间，对教会隶属于国家之下的关系极为向往。一旦出任葡萄牙外长，他自然渴望在葡萄牙也建立这种关系。在卡法荷伸张国家权力的斗争过程中，耶稣会成为一个理想目标，而瓜拉尼战争更为他带来以阻碍葡萄牙发展为由、粉碎耶稣会的绝佳机会。以葡萄牙外长具名的一份宣传小册，开始鼓吹欧洲各国伸张国家权力：“耶稣会即将遭到这个王国驱逐。其他列国很可能效法葡萄牙这么做。这些先生的野心与伪装的精神都作得太过火。他们想控制一切良知，并侵入宇宙帝国。”
“教会”与“使命”誓不两立？
换成是柯达拉，必然奉劝伙伴们运用“非常的手段”与“极大的胆识”以“寸土必争”，但耶稣会先后几任总会长纷纷在对抗下让步，希望就此息事宁人。对于像这样一个成员每每能在必要之际成就大功、化险为夷的事业体而言，如此一味退缩的策略完全失去其英雄本色。在前几章，当巴拉圭的耶稣会士因瓜拉尼遭到解体厄运而挺身而出之际，我们已经感觉事情似乎出了什么差错，而现在，整个欧洲映入我们眼帘，乱子显得更大了。巴拉圭的耶稣会士原本指望，他们的总会长与在马德里及里斯本的伙伴能为他们进行游说。结果他们奉命退缩：“我要求省内每一位成员坚守神圣服从的命令，违者以大罪论，要求（每一位耶稣会士都不得）直接或间接阻挠或抗拒七个归集村移交的工作并（运用）影响力与努力，使印弟安人不抵抗、不逃避地服从。”姑息从来不是一种有效的策略；不敢冒险的耶稣会管理者徒然使敌手们食髓知味、更加大起胆子攻击耶稣会罢了。
耶稣会的解体以慢动作的方式呈现。他们首先于1759年遭葡萄牙驱逐，随后在法国与西班牙遭到连根拔起。发生在罗耀拉故乡的事，成为后来在欧洲各地景况的写照。在1767年4月3日的午夜，西班牙全境耶稣会士由军队召集到耶稣会会院会议室。在那一天结束时，来自数十处会所的耶稣会士，就只带着穿在身上的衣衫与手提行李，在武装警卫押解下，押送到驱逐出境口岸。就像任何其他时代、世上任何其他地方的流亡人士一样，六百位耶稣会士被押上由十三艘船组成的船队，准备遍访全球、寻找一处愿意收容他们的国度。教宗的后院原本似乎是收容他们的理想所在，因为耶稣会士一直就是教宗御用的精锐部队。但教廷却根据一种只有理则学家才能懂的逻辑断然拒绝了他们：如果允许耶稣会士进入教廷，教廷等于默认西班牙政府有权驱逐他们。但梵蒂冈之所以拒绝收容这些西班牙耶稣会士，还另有一个较实际的理由：罗马已经挤满八年前遭葡萄牙逐出、数以百计的耶稣会士，这个问题为耶稣会与梵蒂冈的资源都带来沉重负担。
流亡的会士就在科西嘉外海的船上滞留，有些会士一连几个月就关在恶臭扑鼻的船上，等候政府批准他们移居科西嘉。不过他们没有等多久。不到一年，法国政府完成购买科西嘉的最后手续，耶稣会士于是再次沦为业已在法国境内生效的驱逐敕令的对象。以数以百计来自瓜拉尼与拉丁美洲全境的耶稣会士，与这些从西班牙出的会士会合以后，耶稣会难民人口增加一倍有余。有些会士设法混进热那、费拉拉与其他意大利城市。数在百计的会士放弃他们的身份，辗转漂泊地回到西班牙，以教书或加入其他行业维生。另有数以百计的会士遇害殉教。
事业体解体
教宗克莱孟十四世认为，为了他或他的教会的最佳利益，在全球性根除耶稣会的事件上，他最好不要与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政府作对。他在1773年发表的那篇诏书，有一种“他们要我这么做”的味道，似乎发表声明的不是一位教宗，倒像是一个悔过的孩子：
但同样这几位王（指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与西西里国王），这几位耶稣基督最亲膑孩子，认为这种匡正之道（即只将耶稣会士逐出其本国）不具持久效果，认为除非耶稣会本身全面遭到禁止与废除，否则无法在基督宗教世界建立安宁。经过充分省思我们禁止并废除了耶稣会；我们整肃、废止了每一处耶稣会会所。
耶稣会培育中的见习生被迫放弃修道生活、遣送回家。耶稣会的神父获许加入其他修会。当局还采取一项虽或全无必要、但极富戏剧效果的行动，将耶稣会总会长拘禁在罗马，后死于狱中。耶稣会的财产遭到各国逐一瓜分。与传言大不相同的是，他们没有找到金矿，没有找到大笔财富，也没有什么全球贸易帝国。但掠夺者有什么抢什么，他们从耶稣会图书馆夺走的书籍，后来陆续出现在大英博物馆、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在苏富比的拍卖场、以及在无数个人的收藏之中。
二十一世纪的安能（Enron），就像十八世纪的耶稣会一样，都有很长一段时间曾是业界的表率。这两个组织都曾吸引众多有志之士，在一个具有创意与远见的环境中献身于至佳的表现。只是曾几何地，两家公司的管理层都失落了成就其伟大的那些原则：当年使得罗耀拉与其共同创办人意气风发的那种甘冒风险的英雄气概，在十八世纪的耶稣会管理人身上已不复见；而安能的管理人所失落的，则是更基本的诚实与公平原则。在这两个案例中，身为“员工”、仍然献身于公司核心原则的才赋之士，都遭到出卖而沦为代罪羔羊。在巴拉圭归集村工作的耶稣会士，不了解他们在罗马的主管为什么任由外交谈判在他们无从参与的状况下进行、坐视他们受困；安能有员工大众则因公司的瓦解，而在突然之间一无所有，而且失业。准此而言，身为领导人的职责更重了：不仅必须伸张公司的重要原则，也要确使公司负于信守这些原则的团队成员。
不可抗力的大变动
无论安能下一步将出现什么发展，能像耶稣会这样、在解体之后不久出现惊人大逆转的可能性不大。在耶稣会遭到镇压之前仅一年，两百位耶稣会士一天晚上在波兰过夜，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却已经置身俄罗斯。其实他们哪里也没去，只是他们置身的政治版图变了。普鲁士、奥地利、与俄罗斯都分到一块原来属于波兰的土地（不消说，波兰外交官也没能应邀参与这项瓜分波兰国土的谈判）。两百位耶稣会士与他们经营的四所学院，正好位在凯萨琳大帝 为俄罗斯争到的那片土地上，倒不是凯萨琳当时知道有这群耶稣会士，或她特别为了他们而争取这片土地。
但在解散令刚满一年，罗马天主教教宗解散耶稣会的诏书传到圣彼得堡时，信奉俄罗斯正教的凯萨琳大帝自有主见。引起她注意的，不是所谓耶稣会进行的不公平贸易作法、不是拉丁美洲土著人权、不是耶稣会传言中的财富。不是耶稣会与杨森派就恩典与自由意志问题而起的冲突、不是中国与印度境内耶稣会士采行的不合标准的洗礼仪式、也不是罗马天主教会在现代欧洲国家究竟有什么权威的辩论。凯萨琳关心是比较单纯、也更为狭隘的事：耶稣会在她的帝国境内经营着四所非常好的学校。这么好的学校在俄罗斯可谓绝无仅有。她要他们继续经营下去。她不许镇压耶稣会的教宗敕令在俄罗斯境内颁布。
对耶稣会而言，凯萨琳大帝是出现在一处意想不到的现场的一位意想不到的救星。这两百位耶稣会士是几十年以来第一批在俄罗斯工作的耶稣会士，但他们不是最早进入俄境工作的耶稣会士。许多年来，耶稣会士曾间歇在俄境工作，而且曾经两次被踢了出来。彼得大帝 曾听信顾问之言，认为耶稣会阴谋颠覆俄罗斯正教，以罗马天主教取而代之，而于1689年驱逐过一个小型耶稣会团队。几个月以后，彼得大帝二度驱逐耶稣会士，原因是在一次中、俄边界争议谈判中，耶稣会士替中方担任译员；由于俄方代表这次在谈判桌上失利，彼得大帝遂迁怒于耶稣会士。（编者按：清廷与俄国签署的条约即尼布楚条约，担任翻译的耶稣会士是葡萄牙人徐日升及法国人张诚。）
也因此，早在其他国家开始一窝蜂也似驱逐耶稣会士以前，俄罗斯早以驱逐耶稣会士而著名于世。但现在，在几近一个世纪之后，两百位耶稣会士（其中大多是因为“第一次瓜分波兰”而丧失国籍的波兰人）却透过最奇特的际遇组合，而在俄罗斯寻得安全庇护。如果俄罗斯、奥地利、与普鲁士的君王没有瓜分波兰，根除耶稣会的工作将会彻底完成。但实际情况是，这两百人尽管不能再正式自称为波兰人，但他们可以继续自称为耶稣会士。隔不久，他们推选出一位总会长。在凯萨琳大帝祝福下，他们还建立一处初学院，以训练新学员、输入新血。欧洲各国大使愤恨不已，纷纷向梵蒂冈提出抗议。凯萨琳很是开心，而且也有了好学校。
在教宗镇压耶稣会十年之后，住在马里兰州的前耶稣会士约翰·卡洛 写信给他在英国的友人、同样也是前耶稣会士查尔斯·普劳登 ：“一片广大的田野已经为怀抱使徒热忱的人们开启。在这片广袤无涯的土地上，有的是无所不在的宽容，加以无数天主教徒正不断流入、正准备进入密西西比河谷附近的新区，他们或许是世上最好的人，而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大声疾呼，希望神父们能够引领他们。”
何其不幸，当新独立的美国为耶稣会的领导带来如此庞大的机会时，追求“更”的耶稣会事业体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有关数百位耶稣会士在凯萨琳治下的俄罗斯幸免于难的消息传得很快。约翰·卡洛在1800年又去信给查尔斯·普劳登，谈到传到美国的一则令人惊喜的传言，并问普劳登有没有关于它的确切讯息：“听到一些关于耶稣会复苏的消息。请你尽可能即早将有关这件事的确实资讯告诉我。”原来，在这个时候，卡洛本人已经是巴尔的摩主教。在镇压耶稣会的敕令颁布后，全球各地共有四十六位前耶稣会士获任命为主教，卡洛是其中一人。令人不解的是，梵蒂冈当局既认为耶稣会不宜存在，却仍能无所顾忌地为谋本身目的，而选用前耶稣会的人才。
俄罗斯圣彼得堡与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之间的通讯，留下许多疑点仍待厘清。同为前耶稣会士而获任命为主教的雷奥纳·尼尔利 ，也透过他自己的线索追踪消息，并且传出风声，说他与一些原耶稣会伙伴已经在华府郊区建立一所小型学院，而且迫切需要教职人员：“如果能找到会里的人，将让我们喜出望外。任何真正来自我们那个旧组织的，对我们这所可怜的乔治城学院都是惠泽无限的援助。”
耶稣会总会长贾布烈·葛鲁伯 在1804年3月从圣彼得堡总部发出一封信函，证明耶稣会不但继续存在，而且他有权在美国与其他地方吸纳原有与新的成员：“这项来自教宗的口头特许，使我们有权在任何地方吸纳会员入会，只要我们能够悄然为之、不夸张喧哗就行了。”他之后从俄罗斯派出三位会士，前往新近联络上的美国耶稣会，协助撑持乔治城学院。
关键就在于悄然为之、不夸张喧哗。教廷当局与许多国家的权要已经开始后悔解散耶稣会。他们或许不在意耶稣会在亚洲、非洲、以及美洲的销声匿迹，但当他们来到自家后院，发现优质学府一家不剩，留下的尽是一些不入流的学校，发现教堂讲坛上再也找不到耶稣会布道家雄辩滔滔的身影，发现学术圈人去楼空、徒留耶稣会饱学之士的绕梁余音之际，也禁不住深感失落。耶稣会得以在俄境幸存的事实带来大好良机，有些统治者决定善加把握。帕尔玛公爵决意求助于俄罗斯耶稣会。教宗碧岳六世同意他这么做，从而和前任教宗的禁令保持距离：“我们从来不曾说过、也从未想过将一群功在教会的人解体是一件好事……今天由于失去这群人而导致的悲惨后果，我们有目共睹。”但是，如果欧洲那些统治者对耶稣会的悄然复苏心存疑虑、而决定压制，碧岳六世也有心无力：“但如果那些伟大的天主教王公有人见罪，……我们将被迫不批准殿下（即帕尔玛公爵）此一意愿。目前，我们虽然很清楚殿下有意这么做，但我们乐得装做不知。”
无论在什么时代，政治就是政治。就这样，教宗以表面装做不知的方式默许了耶稣会的复苏。
浴火重生的事业体：耶稣会凤凰般的再崛起
第一代耶稣会士凭借“无可损失”的精神创下基业，而在耶稣会解体足足三十年以后，或许凭借同样的精神，仍有一些耶稣会士悄然活动着。下一任教宗碧岳七世，也或许受到这种精神感召。教宗克莱孟十四世曾在葡萄牙、法国与西班牙的要胁下屈服，他或许认为牺牲耶稣会能为教廷换来一些喘息空间。但之后教宗碧岳七世遭受的屈辱，明白显示教廷其实无牌可打。他曾忍气吞声、奉召来到巴黎，为法皇拿破仑加冕，后来在拿破仑占领教廷以后，他还曾被关在巴黎近郊的枫丹白露宫。在获释返回罗马以后，或许基于这种“无可损失”的态度，碧岳七世发表了教宗诏书《普世教会之不安》（Sollicitudo Omnium Ecclesiarum）：
天主教世界以一致的声音，要求重建耶稣会。如果在暴风雨持续不断的震撼与侵袭下，面对怒海不时无刻的船破与死亡威胁，当强韧而经得起考验的枝条自我呈现、供我们与之对抗时，我们若仍然不肯善加运用，就是在天主面前犯下大罪，我们今天已经决定去做早在就任之初就应该做的事。
复会不到一年，耶稣会人数达到一千。不到三十年，在世界各地工作的耶稣会士超过五千人。随着时间飞逝，耶稣会也毫不费力地超越了遭解散以前的规模。
一家公司在关门四十年以后还能重振旗鼓？这是绝大多数人不敢相信的事。除耶稣会以外，还有什么公司能在偃旗息鼓四十年以后还能捲土重来、而且领导原则维持不变？
英雄式领导是一种日复一日的个人追求
一旦重大机会突然自我呈现，大多数人对自己是否有能力采取英雄式的因应行动都心怀疑虑。但罗耀拉的神操，迫使学员日复一日地检讨他们采取英雄式行动的能力。耶稣会式的英雄主义，不仅是面对危机的一种反应而已，它是一种有意识地对人生的选择；它的评断依据不是机会的规模，而是面对机会所采反应的品质。对耶稣会的教师而言，每一天都代表一种选择，里巴迪奈拉说得好：教师日复一日，必须与那些“总是这么轻浮、这么喧闹、这么多话、又这么无意工作，就连他们的父母也无法把他们关在家里”的乳臭小儿共处，但日复一日，他们献身于这项关系“基督宗教以及全世界一切福祉”的重要工作。每一项追求都为同样的选择提供属于它特有的版本。一个人如何选择，对个人满意度与表现品质有深远的影响；毕竟，当“全世界一切福祉”都取决于你的所作所为之际，你又怎能不全力以赴？
这种思维方式不是他们自我玩弄的一种心理把戏。耶稣会士凭借良知全心投入，决心把握一切时机、发挥一切潜能，他们也拥有先见之明，能看清全心投入一旦发挥倍倍相乘的效果时，将产生什么影响。就这样，他们以一次一位教师、一次一位学生、一次进行一年、一次一所学校的方式，创建了全世界规模最大、品质最高的教育网络。曾受教于耶稣会学校的提普·奥尼尔 曾说，如果所有的政治都具有逐步性，则一切英雄式领导亦然。一次出现一位全心投入的领导人，丰功伟绩也就此成就。
追求“更”的领导必须导致英雄气概。每一个人都考虑他或她的使命，将使命个人化，并加以塑造，这是英雄气概之始。无论是在大型组织内或独自一人工作，只有经过个人化的使命才能让人奋发进取。而且，只有在使追求“更”成为一种反射性的日常习惯以后，英雄气概地寻求更多、更伟大的事。这类领导人不会一厢情愿地希望情况转变，他们会设法促使情况转变，或尽量利用情况。他们不会坐等黄金机会到来，他们会在机会中找黄金。
英雄所以能脱颖而出，所以能比常人伟大，只因他们能追求超越本身自利的目标。传统的英雄角色典范，往往强调的只是在极关键时刻显现的绝大勇气。但英雄气概并不限于这些罕有而特别的机会。那些展现着勇气、高尚情怀、与雄心壮志，在一种个人化意识上追求“更”，不断迈向自我提升目标的人，同样也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