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的人生要件能“适当切合”。一位领导人的一生，首先也是最重要的，要对这位领导人本身有意义，但也要对其他人有意义。领导人首先必须了解他或她长于什么，代表什么，在人生中追求的是什么，然后自我定位，选择能施展所长、能伸张价值、能达成追求目标的一种生涯与一种生活方式。
此外，领导人了解，他或她的价值与工作方式必须形成一种和谐的、自我强化的整体，或者如耶稣会所说，一种行事之道。以耶稣会的案例而言，他们的工作，与他们自觉、才智、爱心、与英雄豪气的人生价值，以一种良性循环相互补强：较强的自觉造成更大的才智，依此在循环中类推。最后，领导人的价值使他或她的人生，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有“气定神闲”之感。无论在自己，或在其他人心目中，在家庭生活或在工作上，领导人总能秉持同样原则，表现始终如一。个人领导不是凭着101种秘诀、战术之类的东西、就能现炒现卖的什么本领。它是一种基本人生策略与原则相互补强的生活方式。
这种生活方式说来简单，作来不易。对大多数人而言，每一天都会带来新的危机，需要采取新而不同的解决之道。当日复一日的紧张与工作需求，把他或她扯向这么多不同的方向，一个人怎么可能有“气定神闲”之感？
最能描绘这种自我补强原则的威力的，莫过于密集、持续改变的现实。但如果缺乏具有安定效用的自觉，领导人将在这种现实驱使下温无目的地漂泊。自觉与才智、稳定与变化之间的联系，具体而微地显示了运动中的自我补强原则。不久以前进行的两项学术研究，不仅突显这种联系，也强调组织在妥为建立这种联系之后将取得的丰硕成果。
相互补强的原则
“强势”公司文化能孕育杰出表现，这是一种虽然往往缺乏有力论据，却广为世人接受的假定。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与詹姆斯·海斯凯特 为剖析此一假定，投入四年时间研究。如果公司文化能透过一套可以辨识的共享价值与原则而加以诠释，强势文化的公司是否能在表现上胜过其他公司？答案既是能，但也不能。这两位教授在《企业文化与表现 》一书中指出，强势文化有时使员工排斥新构想与作法，从而损及公司表现：“文化可以使人盲目，看不见与其假设不符的事实。而且，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能使新而不同的策略实施起来非常困难。”
但当三种关键物质具备时，强势文化也能促成卓越的成果：
——文化的强势不仅存在于书面上，也以一种具体方式呈现，指导着员工日常行为。当一家零售商成功地在公司培养一种顾客服务文化时，员工本能地会多付出一份心血以满足顾客要求。
——文化具有策略适当性时。强调作业管控的一种以细节为导向的文化，比较适合一家低报酬、重精准的制造厂商，而不适合一家广告商。
——最重要的是，文化必须能提升调适能力。文化必须能提升调适能力。文化不能阻碍改变；它必须促成改变。
科特与海斯凯特对那些在这方面处理得当的组织，有以下叙述：“领导人使他们的经理信服一种永恒的哲理，或一套价值观，这些价值既强调满足顾客需求与领导，也以其他一些促成改变的动力为拆求。对人性持疑的人会将这些价值喻为一种母性，但一旦遵行，这些价值极具威力。”
这些组织遵奉能够纳入一些“改变动力”的“一种永恒的哲理或一套价值观”。举例说，就像“奉教宗命或本会上司之命，透过在世界各地的旅行，进行传教，听人告解，并运用一切其他可行手段协助人灵”。成功的文化，能善加运用因成员坚持信念而带来的进取力，以耶稣会的例证而言，就是协助人灵的个人承诺。但它们同时也鼓励改变与创新，鼓励无论去哪里、做什么都尽其所能的意愿。科特与海斯凯特发现，只有当这两种价值结合时，强势文化才能成功。成功地将这两种属性注入其企业文化的公司，能在表现上遥遥领先办不到这一点的公司：“经过十一年，前者股价增值901％，而后仅得74％，前者净利增加756％，相较于后者的1％。”
两位史丹福大学的学者运用极不相同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得到惊人类似的成果。詹姆斯·柯林斯与杰利·薄乐斯，根据公司表现纪录，以及是否为直接竞争对手推为业界领导人，拣选出一套他们称为“有远见公司”的样本。他们提出的研究问题很简单：这些公司何以具有远见？在大范围的各种行业中，那些成就不凡的公司是否具有共同成功因素？与前述两位哈佛的学者不同的是，这两位史丹福的学者原本无意探寻企业文化的效应。但他们找到的却是企业文化。有远见的公司所以能够表现不凡，主要差别因素不在于伟大的产品构想、财务控制、或甚至不在于优异的管理，而在于科特与海斯凯特发现的同样那一套文化物质。柯林斯与薄乐斯在1994年出版的《基业长青》（Built ti Last）主张，最重要的差别结合：“在营造与管理一个组织之际，必须注意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创造具体机制，以合作维护核心信念并激励进步。”
这其间的矛盾是，企业所以具有活力，正因为能将绝无商量余地的核心信念，与一种拥抱改变的意愿相结合。表面上看来，这些属性似乎相互对立，将之结合似乎只会导致矛盾、混乱的行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与信念，可以意示一种排斥改变的保守本能，而勇于改变的态度，则可能意示在奋勇而前、追求进步的过程中，一种抛弃任何信念的意愿。看来，无论在一个组织中、或在一个个人身上融合这两种本能，都将带来一声劫难。
但这几位哈佛与史丹福学者发现，结果正好相反：只有在这两种属性融合时，才会有杰出表现。这两种属性在落单时，都无法产生一旦结合以后产生的正面性活力。这两种相对的属性在凝聚以后，能造成一种相辅相成、一种创造性的张力。柯林斯与薄乐斯将“维护核心信念”与“激励进步”，描绘成古老的阴阳太极图的两个互补半圆。以耶稣会的个案而论，这两种价值都已织入核心使命：保持弹性、机动、与创新以协助生灵，并时刻不忘献身于使命。这些价值并不冲突；它们彼此补强。
所以能够如此其实并不神奇。华伦·班尼斯 在《领导人》 一书中，曾解释远见与核心信念如何刺激革新与创意。许多人认为，组织一旦建立强势文化，将沦为教派似的地方，组织内的人将无不热衷于巫毒崇拜、无力进行独立思考。班尼斯反对此说。他认为，一个明确的远见就像罗盘一样，使人信心十足地冒险、自治、与发挥创意：
对未来的一种共同的远见能协助个人辨别什么对组织有利、什么对组织有害，以及什么值得力谋达成。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使组织能将决策权广泛交付个人。员工可以无需每次向组织上级请示而做成艰难的决定，因为他们知道组织期望的是什么成果。
自我领导的情形亦复如此。明确诠释、具有稳定作用的目标与价值，能促远大、甚至激烈的革新与调适能力。戴诺比利能采行一种其他当代人士不敢想望的涵化策略，并不是因为他对基督宗教核心信念的认识不及他人。事实上原因正好相反。由于能够明确划出他不肯逾越的界线，戴诺比利很清楚他能在什么范围内尽情进行自己的文化实验。
如何都能结为一体
前述四章每一章都探讨了耶稣会整体文化的一股线索，探讨了他们的“行事之道”。这一章要将这几股线索编织成一张文化织物。所幸华伦·班尼斯以及前述几位哈佛与史丹福的学者提供了这许多具体而关键的论据，否则本章的叙述可能令读者感觉高深莫测、难以捉摸。
一个人能否自觉，关键在于能否找出促成进取的核心价值与信念。但才智鼓励人拥抱新作法、新策略、新构想、与新文化。自觉与才智这两大领导支柱虽或看似彼此矛盾，但两者之间密切相关。两者一旦融合，活力油然而现。它们不是从领导战术手册上找到的两条妙计，而是一种和谐一致、自我补强的生活方式的一体两面。
这种论调或许很像冗长的官样文章。当著名的商学院教授大谈“永恒哲理”、“纳入一种改变动力的价值观”，或近似禅宗、维护核心与刺激进步的“阴阳”之道时，它甚至连听起来也像是官样文章。但它带来的丰硕成果让我们相信它绝非官样文章：股价增值“901％比74％”。
无论这901％的整体财务报酬，对十六世纪的一个宗教性事业体而言究竟代表什么，早期耶稣会团队无疑取得了如此成果，而且原因正在于他们的领导价值与一种自我补强的行事之道切合。
自觉促成才智
唯有对自己的前途了然于胸，清楚明白自己在什么问题上必须坚持、不能退让的人，才能挣脱束缚、进行信心十足、甚至激进的实验。相对而言，不知道自己必须坚持的目标与价值为何的人，难免流于无的放矢，他们火力十足，只是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或许，他们因每遇叉路犹豫不决而瘫痪，而不敢冒险，只挑平整坦途而行，以至于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
才智提升自觉
自觉促成耶稣会的才智，才智以及在变化中鼓勇而前的生活方式，也进一步提升了自我认识。耶稣会士生活旋律深处有一项根本信念，就是个人成长与发展有其可能，认为“全力冲刺、迈向卓越”的人，不会困于一项全无意义的工作，而会奋勇而前。自觉促成耶稣会士的才智，但不仅如此，新构想、文化与个人挑战也带来永无止境的机会，使会士们得以提升对自我的认识。方济·沙勿略与数以千计像他一样、离开欧洲文化同质地区，前往半个世界以外遥远异域的那些人，由于这种经验，对他们自己的了解或许不下于对异国文化的了解，如此假设应不为过。
在讲究沉思的神操过程中，耶稣会学员首先要一一找出个人的弱点，找出碍及改变的“无度的牵挂”。但这种自我学习的过程，随着实际人生经验的增长而持续。作危险的工作、搞砸一项重要任务、在恼火不已的伙伴们怒目环视下奋勇而前、以脑力激荡的方式针对看来无解的工作挑战找出解决之首：这一切都是了解自己的恐惧、牵挂、与个人能力的绝佳机会。在听说西班牙耶稣会士计划延长每日沉思时间时，罗耀拉勃然大怒，他这种反应不足为奇。因此一旦延长沉思时间，他们不仅自行将协助人灵的使命打了折扣，也自我剥夺了边行动、边沉思（在行动中学习，每天反省，以及从改变中学习）而带来的自我认知的大好机会。
野心与愿景
当罗耀拉告诫葡萄牙耶稣会士“你们有超越凡俗的伟大义务，仅仅是一般的表现将不能满足这样的义务。”，他向他们提出一种充满英雄豪气的期许，而他们唯有透过极大规模的改革与创新，才可能达到此一期许。为便于说明，且以一家现代公司的假设状况为例：一位经理订下节省开支10％的目标，让他的团队想方设法购买比较廉价的铅笔：10％意指安全而主流的思考。但如果订定的目标是节约开支40％，那就“不是一般的表现”而是必须透过创新的构想才有望达成的一种充满英雄豪气、一种远大的目标。在这种目标下，没有人还会去想什么廉价铅笔的问题；因为除非想出崭新的作业方法，否则不可能达成目标。耶稣会士的英雄气概也导致同样激进的思考形态。因此，对巴拉圭的耶稣会团队而言，仅仅为当地土著带来稍好一些的待遇还嫌不够；他们否定了整个信托系统，建立了崭新的归集村模式。早在罗耀拉本人舍弃许多世纪以来的修会生活模式、创建崭新的修会事业体之际，耶稣会已经奠下另辟蹊径、创新思考的传统。
方济·沙勿略以及在巴拉圭的耶稣会团队与数以千计的教师透过神操，知道他们自己是具有独特尊严的才赋之士：他们拥有自我的爱心。由于知道他们本身为人所爱，他们看待他人的方式也转变了。驱使他们的，不再只是世人皆为同一天主创造的那个枯燥乏味的教条；助人成为他们个人的使命。基于对本身尊严的重视，他们培养出对他人抱负、潜能、与尊严的重视。就这样，自觉助长了爱心，而爱心激励了巴拉圭团队的英雄作为。伙伴们的支持，也协助他们将这种英雄作为继续发扬光大。
这四大支柱如何彼此互补的一些变化经我们稍加探讨，其力量明确可见。我们越来越难以辨认一项原则自何处起为另一原则取代，例如，自觉止于何处，而由才智代之而兴。耶稣会的行事之道也一样。我们可以用静止画面的方式观察耶稣会的行事之道，以分析它的自觉、才智、爱心、与英雄豪气等四大要件，但人生旅程并无片刻何止，这四项各别原则也融为一种和谐一致的作法。
世界变化快
这种模式看来似乎太清楚明白、太直截了当：有四种相互补强的原则，只要坚守它们，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一种和谐、充实、无忧无虑的人生于焉展现。
罗耀拉与每一位耶稣会士，当然都知道现实生活并非如此。令人感到反讽的是，这种和谐的、四大支柱式人生作法的最佳表率，正是有时似乎不能坚守这些原则的耶稣会英雄。当早期耶稣会士在人生充满凶险、瞬息万变的怒海上鼓浪而前之际，即使航行原则再好也无法替他们解决一切难道。就像进退两难的窘况层出不穷一样，无解的难题也不断出现，而人性弱点也使原本复杂的人生选择更加变幻莫测。汤若望 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真实世界上。他在极盛时，曾率同中国的耶稣会士取得即使利玛窦在世也难以想像的成功。但汤若望也有过失。也因此，作为本书结尾的最后一个从耶稣会汲取的领导教训，他的事迹成为我们理想的探讨对象。这个教训是：在极力追求人生原则的过程中，没有人能够在每一刻成功奉行这些人生原则。最重要的关键在于，在难免犯下人性错误以后，能否借助于重新针对核心原则对焦的机制，而在人生旅途中（如果不能时时刻刻奉行不违）看重这些原则。
中国境内的耶稣会天文学家
“邓玉函 的消息，使我对我会的这项损失感到难过，但另一方面他神圣的决心，以及他为那个我亏欠甚多的修会带来的利益，同样也让我欣喜。” 这是伽利略说的话。他有资格如此慷慨陈词。当时是1611年，在耶稣会大力支持下，他的声望如日中天。他口中这个“亏欠甚多”的团体正是耶稣会。
伽利略所说的那个失去邓玉函的社团，是专门吸纳第一流科学家的山猫学会 。罗耀拉以提升耶稣会业已极高的入会标准为傲，但山猫学会的门槛更为严苛，甚至连罗耀拉本人也不符入会资格。伽利略在山猫学会成立第八年入会时，才仅仅是第六位成员。一周以后，该学会接受瑞士数学家邓玉函入会。引起争议的伽利略于是获得双重肯定：除了他本身获准加入山猫学会以外，新入会的邓玉函还是他的得意门生。
那个“赢得”邓玉函的社团是耶稣会。在加入山猫学会之后仅六个月，邓玉函进入耶稣会，学习成为耶稣会。能够自夸曾参与比耶稣会更难加入的组织的人少之又少，邓玉函是其中一人。
伽利略与邓玉函既为师徒、亦为伙伴，但两人人生际遇之天差地别出人意外。在中国，邓玉函凭借他的天文学知识为耶稣会伙伴开启了大门；伽利略无意之间因他的科学长才关闭了大门，终于使得他与教会官僚之间修好无望。随着天主教会对伽利略的敌意不断升高，伽利略开始与他一度钟爱的耶稣会交恶，邓玉函转而求教一位著名的新教天文学家，组成欧洲一个罕见的伙伴关系。等到几近七十岁的伽利略宣誓放弃地球绕日运行的信念、因而逃过罗马宗教裁判所的制裁时，比他年轻得多的邓玉函已经逝世三年。
像邓玉函这样一位卓越的数学家与天文学家，会选择到中国发展，与利玛窦的策略眼光有很大的关系。在邓玉函进入耶稣会以前，利玛窦早已经在声疾呼，要求这类人才加入在中国的工作：
最有利的事，莫过于派遣一位身为优秀天文学家的神父或修士前往北京。我所以强调天文学，因为就几何学、钟表学与星盘术而言，我都有相当认识，而且有关这些学术的一切需用书籍也都齐备。但（中国人）对这些事物并不十分重视，他们比较关心的是星象、日月之蚀的计算，特别是有关历法的学问，他们尤其重视。中国皇帝据我所知，花费巨资养了两百多人筹划每年的历法。这么做可以提升我们的信誉，让我们更自由地进入中国，确保我们更大的安全与活动自由。
尽管耶稣会自负机动性强、能够迅速把握机会，利玛窦要求派遣一位天文学家的呼吁一直仿佛石沉大海。他等着，但没有人过来。直到他去世，仍未眼见目标实现。继他之后成为在中国的一小队耶稣会士上司的领导人，如果不能改采比较激进的手段，似乎也将老死在中国、无法达到目标。
法籍耶稣会士金尼阁 于是奉这位上司之命，前往罗马，亲自为中国耶稣会团队请命。这是一趟漫长的旅程，长度几不下于他那张列满要求的清单。许多年来，罗马总部对中国耶稣会的增援，就像山猫学会招收新院士的脚步一样：平均每年增派不到两人。来到罗马以后，金尼阁拉长了脸，极力要求耶稣会总会长增拨至少二十余人前往中国。虽然耶稣会当时人手极度欠缺，但总会长没有断然拒绝这项要求，只是同意金尼阁在欧洲各地耶稣会招揽有意赴中国之士。
利玛窦所提派遣一位优秀天文学家的要求，十余年来一直遭罗马当局忽视；突然间，它获得确切的答复。伽利略的门生邓玉函志愿前往。命定将为“博学”一词添增新解的德国数学家汤若望也响应了这项要求。
金尼阁的努力成果丰硕，如果耶稣会准许每一位随时可以应变、追求更多的志愿者加入这个前往中国的行列，耶稣会在整个欧洲的数学与科学人才将精锐尽出。就在邓玉函、汤若望等人纷纷加入这个团队之际，克里斯多佛·史艾纳 却接获来自耶稣会总会长的一封信：“阁下在信中已经说明前往中国的意愿……最后，我决定，为突显天主更大的荣耀，也为了本会之利，阁下最好能留在欧洲，积极提升数学研究。也因此，你仍然可以透过你在中国的门徒，做到你不能亲身做到的事。”
即使没能招揽到史艾纳，金尼阁此行仍然称得上满载而归：他募集二十二人，能将耶稣会在中国的人力足足增加50％。但庆功还太早了些。他在离开欧洲时带着二十二位新人；抵达亚洲时去所剩无几。
在离开中国五年后，金尼阁在1618年动身离开欧洲。在1621年重新踏入中国大陆时，原本带在身边的二十二人，只剩下邓玉函、汤若望与另外两人共四人。这次漫长的中国之行来回耗时六年，相当于每一年半招得一位新人。旅途的艰险造成惨重损失。荷兰海盗击沉四分之一的船队；一艘幸存的船爆发传染病，夺走两位耶稣会士、数十位其他乘客与船员的性命。还有几位耶稣会士，或由于病弱无力继续前进，或由于另有要务，就留在印度转运港卧亚。金尼阁成果非凡的招募之旅，最终以一场惨痛的个人悲剧薄暮：在旅途中死难的耶稣会士包括他的弟弟与堂兄。
那位要求前往中国、却遭耶稣会总会长留了下来的克里斯多佛·史艾纳，情况又如何？他成为克拉维斯之流的大师，成为耶稣会下一代“最顶尖”的数学与科学人才之师；他并且协助发明了地图复制工具伸缩绘图器，而列名耶稣会发明家名单。但史艾纳也迅速毁掉了克拉维斯、邓玉函两人与伽利略的友谊。在太阳黑子、彗星与其他天文现象的解释上，史艾纳与他的耶稣会伙伴奥拉吉奥·葛拉西 （这人用了一个很夸张的笔名，叫做色魔沙西 ）与伽利略一直纠缠不休。在激烈的学术性刊物论战上，火力不成比例的史艾纳与葛拉西，遭伽利略抨击得体无完肤。对伽利略而言，这是一场皮利克王的胜利 ，意思是赢得胜利、损失惨重。伽利略当时在教会官僚眼中已经是一位有争议的可疑人物，与两位著名的、具有深厚教会渊源的天文学家进行极公开、极激烈的论战，绝非他所乐见。
如此发展也绝非耶稣会之福。邓玉函一旦在中国展开工作，对当初利玛窦何以渴盼罗马方面支援天文学家的心情也越来越了解。中国皇室设置一个大规模、高阶层的天文局，每年都要为订定一部可行的历法而费尽心血。这在今天不是一件难事，但在明朝的中国，这件事的复杂恍如一场梦魇。中国的历法不仅每隔四年就需要多增加一天，还需要每隔约二十年增加一整个月。经克拉维斯改革的额我略历法，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历法尽管既坚固又有许多瑕疵， 但自纪元前2697年以来一直在中国延用至今，它已经成为一种丰富而骄傲的历史象征。中国文化深深根植于天地一体的人生观，而身为天子的皇帝正是这种谐和一体的化身。精确的历法，有助于伸张这咱上天赋予天子的授权，但每逢日月之蚀，人们对这部历法的精确性就多了一层疑虑。
打破宗教对抗的藩篱
这显然是邓玉函发挥高规格影响力的大好良机，当他写信给恩师伽利略寻求建议、却得不到答复时，他的痛苦与懊恼一定更加难以承受。远在中国的邓玉函，自然不可能明白史艾纳与葛拉西的争执，已经如何使得他们与伽利略之间形同陌路。伽利略顽固的沉默，最后迫使身为耶稣会士的邓玉函走上一条几乎匪夷所思的路：与一位新教徒结盟。邓玉函透过一位耶稣会中间人，写信给十七世纪初期天文学界的另一泰斗克卜勒 。克卜勒有一项远胜于伽利略的优势，就是既为新教徒，他早已是天主教会官僚眼中的异端邪说份子。也因此，在伽利略惶惑不安、畏首畏尾之际，克卜勒却能丝毫不担心教会的谴责，而全力倡导伽利略所倡的太阳中心论。
与形同陌路的伽利略不同的是，克卜勒立即答复了邓玉函的问讯。他在回信中附上详细文件，说明各种估算作法以供邓玉函尝试。克卜勒并且在信的结尾献上祝福，希望耶稣会在中国的行动功德圆满。邓玉函建立一个跨国界、诚意真心的全基督教会的伙伴关系，运用一门学术（天文学）为达成一种完全不相干的成果（在中国宣教），这在十七世纪的欧洲非比寻常。他的所作所为，正是耶稣会才智的充分体现：用一种崭新的作法，以一种“照章行事”永远找不到的解决办法，开启迈向未来成功的大门。
天意
利玛窦早在1605年已经要求耶稣会支援科学人才。如果说克卜勒在1627年寄到的信来得正是时候，似有夸张之嫌。但就一种意义而言，情况正是如此。利玛窦去世以后，耶稣会纵然未在中国遭遇公开敌意，会士们的境遇至少也是每下愈况。持续几几三百年的大明皇朝正陷于冗长的垂死挣扎之中。曾经促使皇朝欣欣向荣的进取朝气早已烟消云散，代之而起的是知识份子与宦官之间不断耗弱着国力的夺权斗争。随着支持他们的知识份子势力的消长，耶稣会的运道也时盛时衰。即使邓玉函早到中国十年，他也不可能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参与在中国的科学辩论。但到了1620年代末期，耶稣会在中国的命运出现多年来首次转机。一位皈依基督信仰的知识份子奉命出任礼部侍郎（即副部长，编者按，此人即为与利玛窦情谊深厚的徐光启），主管历法维修与改革。在远在欧洲的新教徒克卜勒巧妙协助之下，聪明的邓玉函有备而来。大显身手的机会不久来到，一次日蚀预期将在1629年6月21日的日蚀，不仅充分证明耶稣会使用的天文学推算方法确实优越，也为耶稣会赢得改革中国历法的授权。
克卜勒的这封信来得及时。因为在1629年那次日蚀发生之后不到一年，邓玉函便死了，克卜勒也在同年辞世。伽利略如果不肯屈膝于梵蒂冈的宗教裁判官、而宣誓放弃大阳中心论，也很可能在三年以后加入他们，而且不是寿终正寝。（编者按：日蚀后四年，徐光启便与世长辞）
历法改革家汤若望
自利玛窦寄出第一封要求派遣合格天文学家的信之后，隔了七年，邓玉函才来到中国。金尼阁的欧洲招募人员之旅，不仅为中国耶稣会找到完成伟大突破必备的人才，也带来了替补人选，填补因邓玉函猝逝而造成的空缺。与邓玉函同船抵达中国的汤若望，立即接掌了邓玉函遗下的历法改革空缺。
在随后三十五年，汤若望将耶稣会在中国的成就推上顶峰。方济·沙勿略从未踏上中国本土的土地。利玛窦从没能踏足皇宫内院。汤若望则成为皇帝的座上常客，
大炮制造者汤若望
在奉命改革历法以后没隔多久，汤若望奉命投入一项更紧迫的作业。这是无论他、方济·沙勿略、甚至极富想像力的利玛窦，都意想不到的古怪机会：制造大炮以保卫皇朝。
明朝官吏几十年以前，曾经眼见荷兰人示范这种武器，并据而称它为红夷炮。但由于傲慢自大，明朝一直不肯采取这种科技发展这种火炮，直到满州军队的威胁不断升高，明廷对大炮的需求显然不下于历法改革之后，情势才改观。由于大炮制造术是一种欧洲工艺，中国官员突出奇想，认为汤若望既能运用西方天文装备，应该也能建造西方大炮。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汤若望虽然以身为神父、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为由提出抗议，但这项抗议却因耶稣会用以跻身明廷的策略而显得软弱无力。对耶稣会而言，天文学符合他们协助人灵的远大抱负，制造大炮则否；但中国官员不觉得这两者之间有何差异。
造大炮是天命？
令人称奇的是，或许明朝皇室并不知道这还不是汤若望与大炮（或称红夷炮）首次结缘。1622年，一支荷兰舰队来到驻有一小股葡萄牙卫戍部队的澳门岛外，并派遣部队上岸，试图占领澳门，于是打断了当时在澳门进行的一个中文学习课程。在葡萄牙军事抵抗差不多不存在的情况下，耶稣会的中文研习生把课程放在一旁，投入反抗工作。在他们的校扯罢着几门很早以前留下的老炮，这些耶稣会“士兵”（其中包括汤若望）就利用它们开了一炮，并且还纯凭运气地击中一个敌人目标。一时情势一片混乱，葡萄牙军士气大振，奋勇将荷兰登陆部队逐回船上。这场胜利造成的冲击，与战斗的规模可谓完全不成比例。如果荷兰人（当时他们都是加尔文 教派信徒）占领澳门，耶稣会在中国的宣教活动定必因而告终。更有甚者，中国当局许多年来，一直不让葡萄牙人在如此接近大陆的地方建立要塞化贸易口岸，而这场葡萄牙与荷兰的冲突改变了中国人的想法。甚至当荷兰人与英国人逐渐将葡萄牙势力逐出太平洋之际，葡萄牙人一直在要塞化的澳门稳坐江山，直到几近四百年以后经谈判交还中国为止（编者按：澳门于1999年回归中国）。而这一切都得归功于耶稣会（多少如此）。
这次事件显然为汤若望提供了一切制造大炮的必要技术训练。他不仅监督制造了近五百门大炮，还呕心沥血地订定一项皇都防御计划，并以中文发表一篇有关大炮与地雷的制造与使用技术论文。但明朝皇帝何其不幸，汤若望的大炮与军事战略竟连一试的机会也没有。大明江山气数已尽，众叛清离之势已一发不可收拾。有些军队逃逸，其他军队则倒戈投向闯王李自成。在李自成自立为帝的同时，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皇都郊外的煤山（编者按：今日的景山）自缢身亡。李自成的皇帝宝座还没有坐熟，满州大军在更多不满的明军支援下，不出数周就击溃李自成，拿下已经沦为一片废墟的皇城。年仅六岁的顺治于是在1644年即位称帝，开创了大清江山。
汤若望心中七上八下，不知道是否不该以前朝历法局臣工、而以前朝大炮制造总监的身份，向满州征服者自荐。
满清皇朝国师汤若望
清朝在立国之初，没有对真正与想像中的国家公敌展开报复与血腥整肃。在满州军队进驻中国幅员广大的各省、接收管控权力之际，首都的秩序恢复，皇城官僚体系也重现生机。经过多年暮气沉沉的明朝统治，尽管汉人私下对满州当局剃光头顶、结一条长辫的薙发令很是不满，就大多数标准而言，清朝的统治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汤若望也像所有其他人一样，采用了这种新发型。经过一番奇怪的转折，汤若望发现他非但没有因为在前明担任过军事要职而遭受制裁，反而获得晋升，成为天文局的负责人。许多年来，汤若望与他的耶稣会伙伴虽然早已通晓天文局一切事务，但主持天文局的大臣一直只限于由汉人担任。但或许由于本身也是外来民族，满州人在建立政权以后，反而没有这样的偏见。
就这样，虽然在这场改朝换代的剧变中也曾历经片时的焦虑，但汤若望很快又成为闪亮的明星。他的官阶在九品官制中扶摇直上，尊称荣衔也越积越多。在官拜一品、成为统治核心中的核心大员之后，他的官衔既有富丽堂皇的“通微教师”（顺治封为通玄教师，后因犯康熙皇帝玄烨之名讳，而改名，相当于国师的地位），也有比较单纯、但份量更重的“御前大臣”。他在清帝国的影响力，以一位欧洲人士而言，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一位笃信新教的荷兰大使，在引见下进入中国枢密院，却发现陪在首辅大臣身边的，是“一位留着一把白色长须的耶稣会士，他剃着光头，穿着鞑靼人服饰。他来自莱茵河畔的科隆，在北京住了四十六年，极获中国皇帝器重”，这位大使的惶恐可想而知。根据我们判断，这位荷兰大使应该没有勾起汤若望多年前、在澳门的那一段用大炮瞄准荷兰人的回忆。
皇帝玛法汤若望
利玛窦用天文学与西方科技作为进身之阶的策略果然有效，邓玉函与汤若望先后利用他们的知识与专业，在中国宫廷中取得有影响力的要职。但无论是利玛窦或是汤若望本身，都不可能预知汤若望最具影响力的职位不是天文局负责人，也不是“御前大臣”，而是“玛法”。汤若望凭借惊人渊博的学识与智巧，官阶节节高升，但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他最获得器重的一个身份却是皇帝的“玛法”，即“祖父”。当汤若望初次邂逅顺治皇帝时，顺治还是个小孩。顺治幼年失去父母，由位高权重而自私自利的摄政大臣立为皇帝。远离家乡、置身异国的顺治当然不可能了解中国皇帝的角色。这样一个孩子会寻求代“玛法”的慰藉自也不足为奇。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看上了汤若望。不过，与制造大炮的角色相形之下，身为耶稣会士的汤若望，至少在扮演祖父也似心腹之臣的角色时，比较得心应手。甚至在顺治铲除他的几位摄政大臣、自行视事以后，他与汤若望之间的独特关系仍然持续。
建筑师汤若望
汤若望的伙伴也托他之福，获得庇荫。一位伙伴写首，“仿佛我们有一百个汤若望一样，因为即使离我们很远，他仍然帮得上我们大忙，我们只要说我们是他的同伴与兄弟，没有人敢在我们面前撒野。”为免激发仇外情结，耶稣会一直在中国保持着低姿态。皈依的信徒，就在耶稣会住宅内院不起眼的教堂中礼拜。但随着汤若望名气越大，他们的胆子也大了起来。他们决定在首都建造一座一百尺高的巴洛克式教堂，这将是北京第一座大型西方建筑物。由于最有资格担负这项重任的人，非汤若望莫属。于是，天文学家、数学家、大炮制造人、历法改革家与国防事务战略家汤若望，成为教堂建筑师与承包人。
皇帝虽然非常看重他与这位代玛法的关系，汤若望的许多伙伴却以一种不同的眼光看待他的声势益隆。汤若望确实成功，伙伴们沾他的光也都做得很好，但他逐渐成为一种避雷针一样的人物。或者出于对他的成功的嫉恨，或者出于对他变了质的生活方式的真正关切，也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汤若望的伙伴开始怀疑他的战术。有些伙伴指责他的生活方式违反耶稣会神贫的诫律。鉴于清廷一品大员的排场，他们的这些指责当然查有实据，只不过这些说法过于短视罢了。还有人指责他默许迷信，因为中国人习以为常地使用他订定的历法，选定进行婚嫁、旅行或其他重大个人事务的良辰吉日。这些指控有许多是微不足道的琐事，但在汤若望与皇室瓜葛愈深的情况下，就连支持他的人也开始为他感到担心。汤若望庇佑顺治孩子皇帝，或穿着一品大员专用、锈有金鹤的朝服，出现在耶稣会场合中是一回事；但当独身的汤若望告诉耶稣会伙伴们，说他有了孙子时，又绝对中另一回事了。
汤若望在中国有后？
不过，情况还不算太糟；至少那只是他“认”的孙子而已。年轻时代即与汤若望走得很近的顺治皇帝，催迫汤若望认养一个孙子，而且不必负担任何养育费用。这件事事先未经与汤若望相商，但拒绝皇帝之请是一大冒犯。皇家的一道谕令证实确有认养一事，这道谕令也难得地透露出中国人对耶稣会士的感觉。无论汤若望与他的伙伴们如何努力融入当地文化，在中国人眼中，会士们的生活方式一定让他们感到不解而悲哀：
有鉴于汤若望曾誓言贞与终生独身，因此势必像流亡者一样，过着悲哀、孤独而无助的日子，皇帝希望他领养一个男童做孙子。汤若望来自外邦，为帝国效力多年。他没有结婚，因此他领养的这个孙子可以进入学院。此令。
汤若望与几位伙伴之间的龃龉逐渐溃烂，终于使他们未能充分利用这个在中国的绝佳机会。抨击汤若望的人尽管见识狭隘，但汤若望的傲气使然，也让人很难对他报以热情，很难与他迅速修好。汤若望是个很无法容忍愚蠢的人，而从他的高标准眼光看来，即使一些才干横溢的伙伴有时似乎也是傻子。负责调查对汤若望的这些指控的一位耶稣会士，在报告中指出，原本单纯的一些争议因汤若望个性使然而变本加历：“在外表上，汤若望是很严厉的人，有日耳曼传统的坏脾气，非常暴躁。”中国耶稣会团队之间的摩擦暗潮日趋汹涌，耶稣会士能不能执掌中国历法局的问题于是辗转传到梵蒂冈。或者教宗比较能冷静地评断这场争议。再怎么说，教宗不必每天与那个严厉、坏脾气、非常暴躁的汤若望共进晚餐。无论如何，教宗给了汤若望完全的授权：“有鉴于正式天文官职对宣教带来的明显优势，圣父谨此赐予一切所需教规豁免权限，使会士们得以接受此一职位。”
罪人汤若望
无论这场围鬥墙之争为耶稣会冲劲带来什么损失，与顺治帝在1661年以24岁英年早逝造成的冲击相比，都算不得一回事。顺治帝一死，汤右望在朝廷上的敌人也蠢蠢欲动。被冷落的官僚与宦官、原历法局成员、仇外与反基督教人士，以大臣杨光先为首，高举反基督教的旗帜。杨光先发表《摘谬论》与《辟邪论》，意欲“驳斥有毒的理论”，对基督宗教大加挞伐。
耶稣会也是在劫难逃，随着这项争议逐渐升高，已逾七十高龄的汤若望又因中风而瘫痪。他的敌人因此更加肆无忌惮地加紧攻击。汤若望与他的三位伙伴被押在礼部前游街示众，并因一长串罪名下狱，其中最主要的罪名包括在中国各地散播异端邪说。由于身为历法局负责人，他被安上间接导致皇帝瘁逝的罪名（根据他们的指控，顺治之死，只因皇帝的行事时辰与正式奉天仪式未能趋吉避凶地妥为安排所致，而汤若望的历法必然是这种不吉安排的元凶。）汤若望的三位伙伴被断为犯行较轻而仅遭杖责，整个耶稣会组织也在中国全面查禁。汤若望原先被判处绞刑，但主审官认为他的罪行滔天，应处以更加残酷的凌迟之利：即千刀万剐之刑，每一处新伤口烙上热铁，将血的流失减至最低，以延长施刑期间。
汤若望毕生大部份心血花在研究天象，他的成功也多自“天”而降。现在，上天以一种极富戏剧性的手法，帮了汤若望最后一次忙。就在汤若望的行刑判决书呈交皇帝当天，北京发生大地震。还有什么征兆能比这个更明确？吓得浑身发抖（是真正地抖着）、毛骨悚然的主审官与捡控官员立即重新考虑他的死刑判决。从轻发落突然成为比较好的办法，汤若望于是获许回到自己家中。
被剥夺一切职务与头衔、身无分文、而且近乎全身瘫痪的汤若望，不到一年与世长辞。这位《欧洲天文学与中国天文学的差异》、《望远镜论》、《西洋天文学家史》、以及好几本中文论文的作者，临死前又写下最后一篇遗稿。这篇作品只是写给极少数人看的。这篇稿子经由汤若望口述，由一位门生执笔写下，并当着汤若望之面念给他的耶稣会伙伴：
我将我自己呈现在这个对我而言，代表整个耶稣会的团体之前。几个月以前，我在法庭上为我自己辩白，但现在，我不但不再自我辩白，还要完全诚实而坦然地自我指控：我认养了仆人之子，而犯下轻率之罪。我引起丑闻，以言语与文字冒犯了兄弟之爱，特别是对我在这座城市的伙伴，我的罪孽尤深。
他接下来又举了一些个人的过错，然后继续写道：
最后，我恳请大家不要将这篇告白视为一种追悔，也不要将它视为一篇逼供之词；事实上，它不是我本人思考的成果，而是慈悲天主意旨的成果。经由其福佑与恩赐命定的时间与方式，天主柔刚合济地抚慰着人心。
汤若望于不久后去世。
谨守原则的一生
用这样一幕情景作为耶稣会领导的最后形象似乎有些怪异：汤若望临终的告白，他的名声与影响力完全化归乌有。
但或许如此形象最是契合。
汤若望的临终告白，使他又回到最初塑造他领导远见的神操。发明神操的罗耀拉，不可能预见汤若望如此传奇的一生，不可能料及他面对的那一种串匪夷所思的考验。但罗耀拉知道大千世界变幻复杂，进入如此世界的耶稣会士必须面对艰难的选择。也因此，神操教导学员如何“做出良好而正确的分辨”，强化每一位学员的判断力。所谓分辨指的是任何重要的人生抉择，包括一连串心理的角色扮演：
我要想像一个与我素昧生平的人。我希望他或她能十全十美，于是考虑应该怎么说才能促使这个人采取行动，以邀上帝更大的荣耀以谋他或她更完美的灵魂。之后，我针对自己如法炮制，我要遵守我为那另一个人订定的规则。
我要仿佛自己即将逝去一般进行思考，思考着但愿自己在面对目前这项选取时会采取什么程序与标准。之后，我应以这项标准为自我指导原则，就整个事情作成决定。
所以要进行这种心理上的角色扮演，理由是罗耀拉相信每一项重要决定都值得投入时间、想像力、与精力进行思考。罗耀拉要学员们从各种角度思考一项决定，包括假设在临终前病榻上进行的严肃反思：如果大限将至，你将如何决定？在那一刻，指引着你的价值观与个人目标又是什么？
当他在世最后几天，汤若望重拾这些沉思，只不过这一次他确实已经置身于临终前的病榻，这一次不再是想像的神操。从19岁那年接受耶稣会训练起、直到他临终一刻，汤若望每天照例都要两次反省自己的行动、重估自己的目标、从自己犯下的错误中学习、并重新调整自己的途径。而在身为耶稣会士的整修人生旅途中，在做过四万余次这样的省察之后，他坦承自己仍然犯下不少错误。
事实上他不可能毕生不犯错，事实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办到这一点。但正是在这样一种有瑕疵的人生旅途中，汤若望体现了一种和谐的领导人生。传统的智慧会认为，汤若望在进入全世界最大帝国的权力最核心时，也将领导发挥到极至。但实际上他整个人生，无论成功或是失败，都是一种领导典范。不仅身为一品大员的汤若望是领导人，沦为阶下囚的汤若望同样是领导典范。当伙伴希望身边能多一百个像他一样的人时，汤若望在领导；但当他们指责他“很严厉、坏脾气、非常暴躁”时，汤若望同样在领导。身为皇帝“玛法”、拥有“通微教师”头衔的汤若望是领导人，在满布荆棘、鲜少康庄大道、更且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冒险犯难、竭尽所能、鼓勇而前的汤若望，同样也是领导人。
令人感到讽刺的是，汤若望将领导原则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之际，以及这些领导原则最能有助于他之际，不是当他的权势与影响力达到巅峰，而是当他辗转病榻、大限将至之时。因为在那临终一刻，他仍然冒险进行领导，仍然谨守原则维护其和谐人生，以七十六高龄而继续领导、继续坚持。
冒险进行领导
汤若望在临终时，列举自己犯下的错误包括：（接受皇帝的好意命令）收养仆人的儿子、过着违反守贫戒律的生活方式等等。当然，为避免这些错误，汤若望至少有一条路可以走：他可以一开始就不接受领导的风险。错误随冒险而出现，但不冒险等于回避领导，等于浪费个人的潜能。当人走在人生旅途终点、进行反省时，不冒险或许意味值得反省的过失较少，但也意味较多“原来可望达成却未能达成的遗憾“，以及较少辉煌的成就。
如果汤若望能够更为自觉、能在他每天两次的自我省察中更有效率，他能不能作出临终时不让自己遗憾的决定？或许他能够。但自省的功夫无论作得多深，不能保证他永远不作误判，自省的目标订得再实际，同样也不可能让他永不犯错。事实上，对自觉的追求，正是以人会犯错（而且是许多错）的现实为基础。但领导人还会采行更深入的步骤：他们会反省自己的错误，从错误中学习，并且在自我调整之后继续前进。
汤若望冒的最后一个领导风险是什么？首先认错，这是他冒的险。耶稣会士透过爱的透镜观察这个世界与世人，但透镜也有模糊不清的时候。凭借爱心领导的耶稣会团队，永远不能自免于人性的必然；以汤若望与他的伙伴的案例而言，就是浪费精力相互指责、未能充分把握因汤若望的成功而带来的大好机会。汤若望在临终时，为修好与伙伴冰冻已久的关系，不惜冒险认错：“我冒犯了兄弟之爱。”
变与不变
赋予汤若望生命和谐性与完整性的，是什么？表面上看来，什么也没有。他的生命似乎很零碎，他的形象似乎总是不断在变化。他在外表上的改变（从欧洲修士的服饰，转变到明代中国人蓄长发、留长胡，再到满州人剃光头留长辫的习俗）正标示着他个人内心深处的转型。这种转型在他毕生不断进行着：从幼年到老年，透过职业的改变、关系的改变、与人生际遇的改变而持续。是什么将这一切种种联系在一起，使它们一望而知确实出于一生种种？
使汤若望持续变化的人生有一种和谐性与一种整体性的，是他对一套目标与价值观的毕生承诺。它们是他一生中保持不变的唯事物，但也是他一生所需求的唯一事物。以汤若望的案例而言，这些激励进取人生的原则，早在汤若望成为耶稣会士的19岁那一年已经开始成型；而罗耀拉直到几近40岁时才为自己确立了同样的原则。对十六世纪一般人而言，大半辈子在40岁已经成为过去。比每个人在什么时候才能发现这些人生基本原则更加重要的是，许下追求这些原则的承诺。无论一个人早在年轻时、或直到暮年才发现这些人生原则，根据它们作人生抉择的承诺极端重要。唯有经过这个过程，人生才能从一连串散漫无章的事件转型为一种整体，一种和谐的人生。
每个人都领导，而且每个人随时都在领导。
尽管汤若望拥有的一切权贵与头衔都遭剥夺，但他的领导能力依然存在。身为“通微教师”的汤若望，与不再拥有权势、垂老将逝的汤若望本是同样一位领导人，前者不比后者更伟大，也不比后者更渺小。他的领导机会并不因他的失势而结束。甚至在临终前不久，他仍然有领导的机会：他可以继续根据他珍视的原则反省、学习与生活，并与他的伙伴以及他自己修好，然后带着尊严与和谐，与世长辞。
领导人必须坚忍
强调“关键时刻”的领导理论，就定义而言忽略了一项重要的领导特性。由于强调的只是领导人在世事中心舞台上决定性的一幕演出，这种理论使我们忽略为了这决定性的一刻，领导人持之多年的准备、生活习惯、价值观、以及经由颠沛流漓而学得的自我知识。
领导人必须坚忍。领导人要拥有不断前进的勇气与意志。在辉煌与权势早已离他远去的临终之际，汤若望表示他的最后愿望如下：“由于悲怜的上帝容我在会中一直活到现在，我因此也完全相信，能够获得你们的祷告与祈福，祂会容我坚忍到最后。”在许多人眼中，他的这个愿望看来似乎很怪，但与汤若望一样、也认为领导机会持续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人，不会这么想。坚忍到最后为了什么？为了他最后一项领导计划（在临终最后一刻仍能信守不渝，从而有始有终地贯彻这些原则）在他看来，这最后一项计划的重要性，与早先一些较耀眼的领导机会相形之下，绝无丝毫逊色。
坚忍是耶稣会领导的一项核心要件，绝非汤若望特有的气质。同样的坚忍精神，也曾鼓舞着鄂本笃，使他度这漫长而令人失望的旅程，最后在偏远的肃州逝世。
汤若望去世之后40年（鄂本笃之后一个世纪）在坚忍精神驱使下，一个耶稣会团队循着中国的万里长城走到长城尽头，俯瞰距肃州不远的一片荒烟。
领导人所以坚忍，不仅出于自负、笃信、以及对他们价值观的承诺。他们所以坚忍，也因为他们在深具信心、乐观、与愚蠢的同时，又怀着谦卑之心，使他们希求、指控他们的努力终有一天，能以他们既无法预期、也无力控制的方式在什么地方开花结果。它是一种态度，全世界最成功的学校系统中数以千计的教师，以及今天为人师者与天下父母，凭借它而能无怨无悔。在克服层层险阻、艰苦经营数十年之后，汤若望失势、去世，再加上三十所学校遭到关闭，中国境内耶稣会的宣教工作无疑惨遭彻底重挫，但是，几位追求“更”的耶稣会士却不这么想，因为他们傻得仍然相信他们能够重建在中国的往日荣光。
他们没有等得太久，机会就来了。耶稣会士南怀仁 虽已从狱中获释，但仍未脱离遭驱逐出境之险；他留在中国，保持低姿态，等待着。他在中国各地的伙伴，已经很快遭当局驱逐广州，但递解会士们出境的官员还没有抵达京城。康熙皇帝的朝廷很快就发现，迫害汤若望最力、继汤若望之后出掌历法局的杨光先，绝对谈不上什么博古通今。朝廷终于召见南怀仁，目的不在于安排将他驱逐出境，而在于征询他的意见，为杨某订定的那套错误层出不穷的历法解决问题。南怀仁为这一刻早有充分准备，因为他是汤若望的门生，就像汤若望当师从邓玉函，利玛窦师从克拉维斯一样。尚·鲍郎高曾说，“耶稣会士透过教导他人而获得最丰硕的学习成果”而所谓教导他人包括相互教导。在汤若望去世、耶稣会士遭驱逐之后不到三年，会士们又开始纷纷回到中国大陆，南怀仁也已成为历法局的负责人。在之后几近百年之间，耶稣会士主持着中国历法局，最后打断这种耶稣会士包办历法局传统的，不是中国境内情势的又一次大转折，而是天主教的领导人、即教宗在1773年解散整个耶稣会的敕令。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引起他那些在学识的中国友人的好奇，并促成耶稣会在中国取得的初步成功。在他去世一个世纪之后，地图又一次在耶稣会的成功过程中举足轻重。身为法国皇家科学院新进院士的几位法国耶稣会士，在以学徒身份完成国王路易十四设在巴黎观测所的工作以后，在一个因缘巧合的绝佳时机来到中国。拜南怀仁之赐，耶稣会当时在中国又获进行重用。当时的康熙皇帝也渴望对治下辽阔的帝国有进一步的了解。这几位法国耶稣会士于是计划为长城绘制地图，以赢得皇帝对他们技术的信心。其中三人在1708年6月离开北京，并于七个月后返回京城。他们此行沿着长城探勘到塔里木盆地附近、鄂本笃一度越过的长城极西之地，绘制成一幅长十五尺，标示着河流、炮台、与约三百座关隘的图。康熙显然龙心大悦，下令耶稣会为大清帝国版图绘制全图。三个耶稣会团队于是三面进发，花了近十年时间为第一册中国全图进行观测工作。直到后来进入十九世纪，这本地力仍然是欧洲人在绘制中国地图时的主要参考。这些耶稣会士获得的御赐通行证书，使帝国内各省官员不敢怠慢，甚至在北方蒙古领导偏远的不毛与蛮荒之地也不例外。他们将蒙古以一张简图带过：“蒙古地图空空如也，……皇帝对此很是开心。”他们在绘图过程中地见过的官员，绝大多数生平从未见过西方人，不过其中有些人听过利玛窦与汤若望的大名，听说过这两位耶稣会会士对中国的贡献。
利玛窦为我们带来的教训是创新与想像。鄂本玛带来的是坚忍与冒险犯难。克拉维斯带来的是知识的精确与严密，以及对追求止于至善的投身。耶稣会创办人与无数已经逝去或仍然在世的耶稣会士，则透过对自觉、才智、爱心与英雄豪气等原则的体现，向我们揭示一种生活方式，以及一种使人生完整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