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背景：
1976年中国政治发生了几件大事，1月周恩来去世，9月毛泽东去世，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央军委拘捕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华国锋出任国家主席。
1978年邓小来重返政坛，许多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先后得到平反，其中也包括许多天主教人士。
1978年5月中共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会议，东北的皮漱石和上海的张家树当选为委员，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人士开始或多或少的重视。
许多在50年代因为反对政府宗教政策而入狱的神职人员被释放，教会开始进入一个复兴的阶段。
随着“地下教会”的出现，中国教会出现了的分裂现象。
一、中共八十年代的宗教观点：
共产党30年以来对宗教实行严厉的打击，但始终未能达到消灭宗教的目的，于是它的宗教观点也慢慢发生改变。
宗教是历史的产物，很难在短时间内消灭。
宗教是群众性的，也是国际性的，尤其是少数民族的问题。
今日中国信教与不信教的矛盾，并不是主要矛盾。
我们一定要用自由的方法及有说服力的教育，使宗教慢慢消失。
二、中共八十年代的宗教政策
“八不”禁令：
不得对18任何岁以下的人宣传宗教；
不得对任何政治干部宣传宗教；
宗教活动只可在政府批准的场所进行；
不得在教堂、寺庙等以外，宣传任何宗教；
不得与国外任何宗教团体有所接触；
不得从国外机构接受任何援助；
一切宗教教育资料及宗教讲解，均需经宗教事务局批准；
三、教堂的恢复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府实行开放政策，全力建设四个现代化。由于改革潮流的影响，中国欲与外商做生意，引进外资，就必须要满足外商的宗教需要，同时也为了提高中国的国际声誉，从1979年开始，各大城市的政府归还部分宗教活动场所。到80年，有15个城市的部分宗教场所重新恢复。
四、傅铁山的自选自圣
1979年12月21日，北京教区的傅铁山神父在宣武门天主堂，由湖南常德教区的杨高坚主礼，内蒙呼和浩特的王学明和上海的张家树襄礼，接受了主教的祝圣礼。这是开放后首次自选自圣主教。
对中国此举，教廷发表声明表示遗憾，但没有提及绝罚和有关法律问题。这给以后处理中国教会问题保留了空间。
五、同海外的沟通
1、华侨归国
在外留学未能返回大陆和五十年代被迫离开家乡的神职人员，获准回国探亲。但他们不得在国内公开举行圣事、携带宗教用品也受到限制、且在入境时获得一个证件，上言“准许探亲，但不准传播宗教”。他们也曾对些提出抗议，但当局解释中国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没有传播宗教的自由。
2、部分外国教会人士来访
1985年马尼拉辛海梅主教访问北京和上海
1986年胡振中主教回大陆
六、“教宗首席权”的问题
在五、六十年代圣教日课中的七祈求，弥撒经文和其它书籍中有关教宗的经文全部被删除。
1982年上海出版的《圣经汇集》将为教宗祈祷的经文放回原处。这是以自选自圣的张家树准许下发行的，对公开教会来说是破天荒的。
八十年代后期，修院中也开始将教宗首席权放入教材之中。
1989年4月公开教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正式确定中国教会以教宗为最高精神领袖。
1992年中国天主教第五届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强调中国教会中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他们在法律上间接在承认了教宗的首席权。这表明中国教会正逐步走向同教会共融的道路。
七、八十年代后主教的选举情况
与五十年代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有许多神职愿意出来担任主教职务，一方面他们看到与梵蒂冈关系正常化还需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建设中国教会是当务之急，于是他们顶着种种压力，出来为教会贡献余生。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时局的改变，在公开教会接受主教的祝圣，已不一定被视为同教宗对抗的象征。从1958－1964年的自选自圣主教晋牧典礼上，主礼和接受祝圣者教必须宣誓脱离罗马的控制和支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但在八十年代后期，这已经不是一个必须的步骤，假如被祝圣者不愿意宣誓与罗马断绝关系，地方政府一般不会勉强。
由于改革开放政策，许多华侨神职回国探亲，从而加强了国内教会与普世教会的沟通，这样许多自选自圣主教通过种种渠道得到了教宗的认可，更有些主教在祝圣前获得教宗的批准。
八、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的成立
由于爱国会在过去给神职人员和教友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如批斗神父他们最积极、拆毁圣堂最勇敢，所以经政府批准在1980年（5、22－6、2）召开的第三次爱国会代表会议上成立了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
这次会议约有二百人参加，目的主要是为了方便日后把爱国会统领全局改为专务外事，由主教团和教务委员会管理教义和牧灵事务。
选举了张家树为主教团团长，王学明、杨高坚、宗怀德、董光清、涂世华、傅铁山、钱余荣（江苏徐州）为副团长。1988年张家树去世，宗怀德为代团长。
1992年为宗怀德为团长直到97年去世，金鲁贤、傅铁山、蔡体远为副团长。
1998年至今刘元仁为团长。
主教团下设五个委员会：
修院教育委员会（金鲁贤负责）
礼仪委员会（蔡体远、李笃安）
神学研究委员会（涂世华）
经济发展委员会（刘景和）
海外联谊委员会（傅铁山）
反省：
如果我们把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普世教会其它地方的主教团相比，不同之处有三点：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权力来自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主教团向代表会议负责，代表会议有审议和通过主教团的重大决议和决定。而其它地方的主教团由自己的全体大会决定本身的事物，以及选任本身的成员。另外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的召开和成员的产生主要由爱国会和教务委员会来决定，这和“主教团为中国天主教的全国性最高领导机构”明显矛盾。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有认命和罢免主教的权力，这与其它地方的主教团完全不。其它地方的主教团虽是主教的组织，但其权力并不凌驾于个别主教以上。任命和罢免主教的权力为教宗所独有，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如任免主教，便是侵犯教宗的权力。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决议教必须经过代表会议通过后方可实行，而其它地方的主教团的章程都是经教宗批准后生效。很明显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取代了教宗的地位。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虽有其局限性和弱点，但其在发展同普世教会之间的关系上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随着各地主教权力的加强，爱国会的影响相对减少。1989年北京的特别会议上，与会的大多数主教拥护教宗的首席地位和权力，同时会议也强调了教会至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特征。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越来越重视与普世教会的关系。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做为最高领导机构，就应该在体制上与其它地方的主教团看齐，全球各地的主教团均与罗马教宗保持联系，因此假如中国天主教主教团进一步加强与海外的交流，最终必促使它与所有主教团一致，恢复与罗马教宗的直接关系。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一天何时来到，但我们相信在圣神的引导下，中国教会总有一天与普世教会达到完全的共融。
九、罗马方面
1、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祈祷――1978、8、19
这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论及中国的第一篇公开讲话，教宗看到中国的宗教政策略为放宽，感动心有安慰。这篇讲话内容有以下三方面：
教宗追述1949年之前中国教会的活跃情形，有300万教友、140位主教和6000多神父，且与教宗保持着完全的共融。
教宗指出30年后的今天，他对中国教会的了解甚少，所以他期望有一天与中国教会取得直接的联系。教宗也指出尽管我们表面上相互之间缺少直接的交往，但在精神上彼此从未中断过联系，我们从未忘记为中国教会祈祷。
宗教在中国近来似乎受到尊重，这令人鼓舞，我们盼望这种情形持续发展，使宗教在中国得以享受完全的自由。
2、真正的基督徒亦是真正的中国人――1982、2、18
1981年2月教宗先后访问菲律宾、关岛和日本。这位来自波兰的教宗特别关系那些生活在与自己的祖国有相同政治背景下的教友团体，于是在菲律宾特别接见了东南亚华人代表，其中有台北的贾彦言文主教和香港的主教，席间发表这篇讲话。内容如下：
向中国教会致意：我透过在座各位向所有中国人和中国大陆所有基督内的兄弟姊妹致意。
向殉道的信徒致敬：教宗特别提到日本长崎的殉道者，借此向亚洲所有因基督之名而舍生的信徒致敬，进而证明基督的福音和教会不排斥任何人和任何国家。
向伟大的中国致敬：希望透过我卑微的言语向你们伟大的国家致敬，贵国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同时教宗也表明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和真正的中国人的身份是不矛盾的。
福传的目标：教会宣讲真理是吾主托付的使命，教会没有政治野心和经济企图，教会也不追求特权，她只希望所有跟随基督的人可以自由地、公开地表现自己的信仰，并根据自己的良知而生活。
关怀和同情中国教会所受的苦难：鼓励中国教友坚持不懈，并希望与大陆教友并肩携手一同赞美天主。
四海之内皆兄弟：基督爱所有的人，不分种族、文化、社会地位和政治思想，他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基督要求我们要彼此相爱。
各界对教宗讲话的反应：
西方认为，教宗的信息是教宗与中国教会打开交谈之门的一份努力，因为这次讲话是针对整个教会而说的，没有区分忠贞的教友和批评教宗的爱国会人员。
中国政府对此没有正式反应，只是一位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时，提及中国与梵蒂冈没有任何外交关系。
爱国会：教宗如果想和中国交谈，第一必须断绝与台关系，二要尊重中国教会独立自主原则，并要用事实来说明讲话的内涵和意义。
十、总主教事件
从78年开始，中国教会得到了初步的恢复，教堂被归还、神职人员被释放，华侨得以归国、主教团建立、且有部分主教获得教宗的认可，中国教会有进一步发展的大好局势，但一件事情却导致了教会开放的倒退，中梵关系再陷僵局，这就是1981年的总主教事件。
邓以明：1908年生于香港，早年留学西班牙。1930年入耶稣会，41年晋铎，曾在上海教区服务三年，之后返回广州。1951年晋牧，58年入狱，80年获释。
普世教会对他的获释表示欢迎，教宗于80、9、7（邓主教入会金庆）公开表彰他对教会的忠贞。同年11月邓主教获准到香港就医，并于第二年4月到罗马述职。81、6、6教宗为表达他对中国教会和中国人的热爱，委任邓以明为广东总主教，但这一事件却引起轩然大波。
1981、6、11以杨高坚为首的爱国会发表声明：指控教宗不尊重中国教会的主权，对邓主教的非法认命表示反对，声称罗马教廷的这一行为是对中国教会主权的粗暴干涉，并声称教廷一惯敌视中国，解放后对中国进行种种破坏，我国的神长教友为了维护祖国的独立尊严和保护教会的纯洁，坚绝地摆脱了教廷的控制，走上了独立自主之路，这完全符合吾主耶稣的精神和宗徒的传统。
广州方面的反应更为强烈：爱国会宣布取消邓主教的主教职务，由惠阳教区的叶荫雲代理广州，表示密切注视教廷，因其作用邓以明之流试图控制中国教会。
南京方面：声称教廷不合法的任命亵渎了吾主建立教会的精神，对每个教友构成了挑战，我们不能接受。
邓以明主教本人：6月22日邓主教返回香港，次日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澄清自己被任命一事。他强调自己被委任是教会内部的事而且是一正常的行动，他提到1951年他已经是广州总主教区的主教，今天被委为总主教是很自然的事，他强调教宗此举是为改善和中国教会的关系，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表示尊敬；他对中国各地的反应表示吃惊，他说我非常惊讶他们能撤去我的主教职务，他同时重申他对中国教会的立场，我完全不同意教会在中国彻底独立，中国教会要象其它地区的教会一样与教宗保持紧密关系；当记者向他提问是否愿意回广州时，主教表示愿意重回广州与同胞一起建设祖国、发展教会，但他也表示这不是他个人意愿的事，还与其它人的意愿有关。
7月15－18日，爱国会、教务委员会和主教团在北京由张家树主持召开会议，之后发表声明：声称梵蒂冈的所作所为令我们清楚看到教宗表示的善意和在马尼拉的讲话完全是伪善。
对事态的不幸发展，教廷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和评论。出于教廷的善意而做出的委任一事，因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而以失败告终，中国教会对外开放的进程也完全倒退。因此事我们可以说中国教会与梵蒂冈之间的关系完全取决于中国政府和梵蒂冈的关系。中梵一日不能建交，中国教会便不能与普世教会达到完全共融，因此中国教会将长期处在非正常状态之中，而不能活出教会的真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