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今天，在《民族发展》通谕颁布后四十多年，我们再读它能鼓励我们忠于它的讯息：爱和真理。我们从教宗保禄六世的训导，及教会社会训导的整个传统中去了解它。当然也要评估今天讨论民族发展的问题，和四十多年前的角度会有所不同。正确的观点是教会从宗徒传下来的信仰传统 [13] 那是恒古常新的宝库，若忽略了它去看《民族发展》通谕，这通谕就失去了根基，而民族发展的问题也只会是一些社会学的数据。
11. 《民族发展》通谕是随着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而来的。通谕的开端也提到它与该会议的密切关系。[14] 二十年后，若望保禄二世在《关怀社会事务》通谕里也指出，《民族发展》通谕可以说是大公会议的延伸，尤其指出它和《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Gaudium et Spes）的关系。[15] 本人也愿提醒大家，梵二对保禄六世这通谕及以后教宗们的社会训导，起了多么大的作用。梵二深化了信仰不变的内容，就是：教会既侍奉天主，也服务世界：以爱、以真理服务世界。保禄六世就是从这大原则引申出以下两端重要真理。第一，整个教会，出于她的本质，在她的一切行动中，无论是宣道、举行礼仪或从事慈善工作时，都是为了人全面的进步。教会有一个社会性的角色，不只是扶助弱小或教育青年，也尽力促进人的进步，及一个大同博爱的世界；当然这一切需要有一个自由的社会制度。教会的自由屡次被禁止、被阻难，在社会上只能从事慈善工作。第二，人的真正进步，该涉及整个人的所有幅度。[16] 没有了永生的视野，人现世的进步便会窒息。如果人的视野限于现世，人的进步很可能只限于财物的增长，那么人便没有勇气付出自己为追求更高的价值，不敢投身一些伟大无私的博爱行动。人的进步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也不能只靠别人的施予。历来人们多次以为设立一些制度，就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可惜人们对这些制度寄以过分的信赖，以为这些制度会自动达致目的。其实制度本身并不足够，因为人的全面进步主要是一份使命，所以需要大家自主并团结地去肩负责任。人要明白，这样的进步不可全靠自己，还需要天主；否认天主，人就要承认进步是不可能的，或把它只寄望于人，而人自以为可以自我拯救，结果人造成一个违反人性的发展。只有人遇到天主，才不会“在他人身上只见到他人而已”，[17] 却会认出天主的肖像，才会发现他真正是谁，这样，爱才会成熟，直至“忘己爱人”。[18]
12. 提出《民族发展》通谕和梵二的关系，不是说这通谕代表教宗保禄六世的社会训导，跟以前教宗的训导出现断层，因为梵二大公会议无非是深化了以前的训导，在教会的生命中两者是连贯的。[19] 所以，用一些不适当的概念来分析教会的社会训导，根本不能帮助了解。我们不同意有些人把教会社会训导分成所谓梵二前和梵二后，仿佛是完全不同的两类训导，因为事实上这训导贯彻始终，同时又历久常新。[20] 我们固然可以指出每份通谕，每位教宗训导的特点，但不能疏忽整套教会训导的一贯。[21] 贯彻始终不等于一成不变，却是灵活地忠于所领受的神光。教会的社会训导在恒久不变的光照下，应付层出不穷的新问题。[22] 这样同时保证了这训导宝库的恒久性及历史性，[23] 它有许多特点，但常在教会活生生的传统中。[24] 这社会训导建基在宗徒身上，然后传授到教父，再由伟大的圣师继承而深化。这训导的来源归根是那新人基督 ── 即那新亚当，祂成了赋予生命的神（格前15:45），祂是爱的开端，并永无终结（格前13:8）。圣人们及所有为救主基督而献身于正义和平的人，为这社会训导作出了见证。教宗们借这训导执行了先知的任务，以宗徒的权威领导了基督的教会，辨认福传的新要求。为此，《民族发展》通谕，正因为是属于教会的丰富传统，所以今天还能给我们讲话。
13. 《民族发展》通谕和全教会的社会训导传统有重要的关系，和保禄六世的整体训导，尤其是他的社会训导，也特别有连贯。保禄六世的社会训导肯定非常重要，他重申人类极需要福音的啟导，为能建设一个自由及公义的社会：按人类的期望及历史的趋向促进充满爱的文化。保禄六世清晰透察社会问题已全球化，[25] 他也看出人类趋向合一的愿望正符合基督徒的理想：要把各民族组成一个友爱团结的大家庭。他认为：按人性理想及基督信仰所促进的发展，是基督徒社会训导的核心，并提出基督徒的爱德作为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保禄六世渴望将基督对人类的爱，明显地展现在现代人的眼前。他绝没有向当代的懦弱文化让步，坚决地处理了一些伦理的重要课题。
14. 保禄六世在1971年颁布了《八十年来》通谕（Octogesimo adveniens），讨论政治这课题，也指出某些乌托邦及意识形态是多么危险，因为这些思想对政治的伦理及人性质素有负面影响。这些课题和人类进步都息息相关。可惜，负面的思想日新月异。保禄六世已叫人慎防崇拜科技的谬论，[26] 这类谬论今日尤其在社会扎根，他知道把整个进步只托付于科技是多么的危险，因为这样的进步会失去方向。科技本身是利害相参的。今天有人乐于把整个进步托付给科技，但也有人主张一些新兴的理论：他们全面否定发展的价值，以为那是彻底反人性的，且只会使人类退步。这样，他们不但谴责某些人扭曲及不义地主导发展，甚至也否认科学新发明的价值，其实如果妥善运用这些新发明，确能给大家带来进步的机会。以为世界不会有进步，是对天主及对人的不信任。所以，否认人有能力防范发展的失误，甚或不承认人生来趋向“提升自己”，这些都是错误的。因意识形态把科技进步绝对化，或幻想人类的理想是回到原始自然的境界，两者虽各持相反方向，但都把科技进步和它的伦理价值及我们的责任分割了。
15. 保禄六世有另外两份文件：《人类生命》通谕（Humanae vitae: 1968年7月25日）及《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宗座劝谕（Evangelii nuntiandi: 1975年12月8日）。这两份文件虽然与社会训导没有密切的关连，但是对概述出教会对全人发展的意义，至为重要。因此在阅读《民族发展》通谕时，也宜一起阅读这两份文件。
《人类生命》通谕强调：两性的关系同时拥有结合与生育的意义，把彼此相异及互补，且互相接纳的男女二人，也就是一对向生命开放的夫妻，作为社会的基础。[27] 这里论述的并不是一种纯粹个人的伦理：《人类生命》通谕指出生命伦理与社会伦理间的密切关系，开创了一项训导主题的先河，这主题在各文件中逐渐成形︰最近的一份文件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生命的福音》通谕（Evangelium vitae）。[28] 教会强烈指出这生命伦理与社会伦理间的关系，因为她意识到：“社会若一方面主张人的尊严、正义与和平等价值，但另一方面却彻底地反其道而行，准许或容忍各种贬低或侵犯人类生命的手段，特别是针对弱小的或处于社会边缘的生命，这样的社会缺少坚固的基础”。[29]
《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宗座劝谕与人类发展有很深的关系，正如保禄六世说：“传播福音如果不注意福音与具体的个人及社会生活彼此之间不断的呼应，便不能称为完备的”，[30] “事实上，在传播福音与人类进步（发展及解放）之间有密切的联系”。[31] 正基于这个意识，保禄六世清楚地说明了宣扬基督与在社会中提升人性两者间的关系。透过促进正义、和平与人的发展，为基督的爱作证，都属于福传的一部分，因为耶稣基督爱人，在于关心整个的人。基于这些重要的道理，教会的社会训导有它的传教幅度，[32] 且是福传的主要内容。[33] 教会的社会训导也正是信仰的宣扬及见证，是信仰培育的工具及必需的氛围。
16. 保禄六世在《民族发展》通谕中首先想对我们说的是：进步就其起源和本质来说，是人的一个使命。“天主的计划是要每个人发展，因为生命就是一个使命。”[34] 正是这个事实给教会资格参与讨论人类发展的问题。假如发展只涉及人生活中技术的一面，而不关乎人在历史中与自己弟兄并肩前行的意义，又不是指这旅程的目标而言，教会就没有发言的权利了。保禄六世，如良十三世在《新事》通谕中一样，[35] 意识到：把福音之光投射在当代的社会问题上，是在尽自己的职责。[36]
说人类发展是个使命，一方面表示承认它是个来自上天的召叫，另一方面也承认它的最终目的不能由自己决定。难怪“召叫”这词也出现在通谕的另一处：“真正的人文主义，必须向至高者开放，承认人生的真正的意义来自一个召叫。”[37] 这个对人类发展的看法，是《民族发展》通谕的核心，也主导着保禄六世了解自由、真理及爱德在人类发展中的意义。这也是该通谕直到今天依然保持其时效的主要原因。
17. 使命既源自一个呼召，就要求有一个自由及负责的响应。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个人及民族有自由能负责：除非人负起责任，任何制度都不能保证这个发展。那些“自命为救星，并作出无数承诺，而其实只制造了幻想”[38] 的人们，否定发展的意义超越此世，且把他们的计划建立于这信念上。他们深信自己已把全部发展掌握在手中。这种不实的信心会转变成脆弱，因为它带来人的奴役：人已变成发展的工具。反之，谁谦虚地接受召叫，这谦虚会转变成一种真正的自主，因为它使一个人自由。保禄六世不怀疑发展会有一定的阻碍和局限，但也肯定“不论有什么外来的势力影响他，每个人还是自己成败的主宰”。[39] 这自由关乎我们正讨论的发展，同时也关系到发展落后的情形，因为这后者并不是偶然的结果，又或历史演变中的必然，而是关乎人的自由。因此，“在饥饿中的民族，今日向富裕的民族发出强烈的诉求”。[40] 这也是一个呼召，自由人呼吁自由人共同负起责任。保禄六世很清楚地知道财经制度和架构的重要，但他也同样清楚地知道它们本质上是人自由运用的工具。只有自由的发展，才能是全然人性的；唯有在人能自主负责的体制中，才能有适当的发展。
18. 全人的发展是个使命，除了要求有自由外，也需要尊重它的真实性。发展的使命“鼓励人多知、多做、多有，为的是要提升自己”。[41] 问题就在这里：何谓“提升自己”？保禄六世回答这问题时指出“真正发展”的基本含意：它应当“是全面的，就是该提升每一个人及整个人的”。[42] 社会上对人的看法，有着各家各说的现象，今日尤甚于保禄六世当时；基督徒观点的特色是肯定和证实人的绝对价值，和他成长的意义。基督徒促进发展的使命，有助于所有人及整个人的进步。保禄六世写道：“我们重视的是人、每个人、每组人，及至整个人类。”[43] 按基督徒信仰从事发展，并不依靠特权或依靠权位，也不靠基督徒的功劳（虽然不论过往、现在，基督徒即使不免有其局限，但不能抹杀他们的功劳），[44] 而是只依靠基督，因为全人发展的使命皆来自基督。福音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因为在福音里基督“揭示圣父及其圣爱的奥迹时，亦替人类展示了人之所以为人”。 [45] 教会以基督为导师，分辨及诠释时代的征兆，并向世界贡献“自己所拥有的：即她对人及人性的全面理解”。 [46] 正因天主对人作出了最高的“肯定”，[47] 人也就不能不向天主的召叫开放，来完成自身的发展。真的发展在于它的完整性：发展若不是针对整个人及所有的人，就不是真的发展。这是《民族发展》通谕的中心讯息，今天、未来常常都有效。人的全面发展在本性层面上，是对造物者天主的召叫作的一个回应，[48] 它要求进一步的升华，达成一个“超越现世的人文理想，它使人性达到圆满，这才是人发展的最高目的”。[49] 基督徒被召从事的这种发展，关系到本性面，也关系到超性面；正因如此，“遗忘了天主，我们就渐渐再不能认识本性的秩序、终向及真善”。[50]
19. 最后，既然人类发展是一项使命，爱德就成了它的中心。保禄六世在《民族发展》通谕中指出人类发展落后的原因，主要不是物质层面的。他要我们在人的其它方面寻找。首先在意志层面：人经常忽略关怀别人的责任。其次在思想层面：人不常用它来善导意志。因此在追求发展的路途上，需要有“深刻思考能力的人，投身于追寻一个新的人文主义，使现代的人能寻回自我”。[51] 但是不只这样，人类发展落后还有一个比缺乏思考更重要的原因：“人与人之间，及民族与民族之间，缺乏手足之情”。[52] 人自己有能力达成天下一家吗？不断全球化的社会使人变得更接近，但是却没有使我们成为兄弟。单凭理智，足以使人觉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使人共处，相互尊重，但却不足以建立兄弟之情。兄弟之情的源头是天主：超越此世的天主给了我们这使命。是祂先爱了我们，藉着圣子教导我们兄弟之爱为何物。保禄六世在介绍人发展的各层次时，在提过信德之后，放在顶尖处的是：“在基督爱内的合一：是基督邀请我们大家以儿女的身份参与众人之父、永生天主的生命”。[53]
20. 这些由《民族发展》通谕所开展的远景，为致力于人类发展的使命，提供了空间和方向，实有基本的重要性。《民族发展》通谕一再地强调改革的迫切性，[54] 并要求面对着人类发展中严重不公义的问题时，要勇敢且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这迫切性也来自真理中的爱德。“基督的爱催迫着我们”（格后5:14）。这迫切性不只显示在事物上，不只因为事情和问题紧迫而来，也因为事关重要，这里所涉及的是：能否真正实现兄弟之情。实现这目标是如此重要，我们得坦然面对，彻底了解，并具体地、满腔诚意地动员起来，使目前经济、社会的运作，向着完全合乎人性的结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