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保禄六世对发展的看法条理分明。对他来说，“发展”的目标首先是要使民族解脱饥饿、贫困，解脱疾病和文盲。从经济方面看，是要他们能主动及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的运作；从社会方面看，是要他们逐渐发展成有足够教育和互相关怀的社会；从政治方面看，是要他们巩固民主政制，足以保证自由与和平。这么多年来，我们忧心地观察到：进步与危机相互交替。我们会问：保禄六世的期望，在最近这数十年来所形成的发展模式中，是否得到实现？我们承认当时教会有理由担忧，人只依靠科技的功能，怎么懂得选择一些真能达到的目标，又怎么懂得妥当运用所拥有的工具。利润只是工具，只有借它达到目的时，它才是有用的。目的才能解释该怎样生产利润及怎样使用利润。若把利润作为唯一目标，若生产的方式不善，又不以公益为最后目的，那么人很容易会破坏财富，并制造贫穷。保禄六世期盼发展能真的增加所有人的收入，并能实在持久。发展固然一直以来是个正面的因素，使亿万的人脱离贫困，近来更让很多国家有机会有效地踏足国际政治的舞台。但是大家也得承认，这个经济的发展过往及现时依然迟滞不前：依然背负着被扭曲及严重问题的包袱，在目前的危机中尤其变得明显。这危机把关乎人类命运的抉择摆在大家眼前，不容拖延，而人是不能与自己的本性切割的。现有科技的力量，全球性的关系，被一个操作不当，且惯常被炒作的金融活动，所破坏的实体经济，令人震憾的移民潮（多半是人所促成且缺乏妥善跟进），加上大地资源的滥用等等：这一切迫令我们今日反省并找出必需的措施去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在保禄六世的时代，是未有所闻的，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对人类今日及未来的福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危机及其解决办法的各方面，以及将来可能有的新发展，彼此变得更为关连，需要我们作新的努力，以获得全面的了解，及一个以人为本的综合看法。目前经济情形的复杂和严重性，固然使我们担心，但是我们必需务实地、怀着信心和希望负起责任，这责任来自今日社会的实况，就是需要有一个深刻的文化改革，需要重新发现那些基本价值，以建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这危机迫使我们重新规划路向，订定新的守则和新的工作方式，善用正面的经验及扬弃负面的。这样危机就成为分辨和作新计划的机会。透过这种有信心而非无奈的态度，才能应付现时代的困难。
22. 今天发展的全貌是多中心的。造成发展及落后的人和其它原因很多，功过参半，人人有责。这一点应使我们不要受意识形态所束缚，因为意识形态会虚伪地把现实简化，我们应客观地探索这问题的人性幅度。若望保禄二世指出，富有及贫穷国家之间的分界线，已经不像《民族发展》通谕时那么清晰。[55] 以绝对数字来说，世界的财富增加了，但是分配也更不均匀了。在富有的国家，有新的社会阶层变穷了，也产生了新类型的贫穷。在一些较贫穷的地区，有些群体因一种所谓超发展，而享受到极奢侈的消费生活，与那挥之不去且损人尊严的贫困，构成一种令人不能忍受的对比。“极端不公平的现象”仍延续着。[56] 可惜财经和政治家的贪污与枉法行为，不但出现在新兴或旧有的富有国家，在贫穷的国家也是一样。不尊重工人人权的，计有跨国的大企业，也有从事本土生产的团体。国际援助往往抽离了原来目的，皆因援助者及受援助者两方一连串的经手人的不负责任所致。在非物质及文化方面发展及落后的原因，依然可以追溯到同样的连锁责任。富有的国家也借着硬性执行知识产权，在知识及尤其在医疗方面，作过度的保护。同时，在一些贫穷国家，依然留存着一些文化模式及社会行为的规范，使发展的进度减慢。
23. 全球许多地区，即使以不划一且带着问题的方式，已发展到加入强国的行列，注定在将来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过要注意的是：只在经济和科技上进步是不够的。首先，发展应该是真实和全面的。摆脱经济落后本身是件好事，但却不能解决促进这个复杂的人类问题：无论对主导着这些进步的国家，及对经济已开发的国家，或对那些依然贫穷的国家而言，后者可能除了能忍受以往的剥削外，更要忍受因扭曲和不平衡成长而产生的负面后果。
在东欧共产国家经济及政治体系崩溃，以及所谓的“东西对阵”结束后，就得整体重新思考发展这个题目。若望保禄二世就曾提出这要求，他在1987年已指出这种“对立阵线”，是促成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57] 因为政治把经济及文化的资源抽调走，而意识形态又在压抑自由。1989的事件过后，1991年他更要求这些“对立阵线”了结之后，能相应地重新对发展作整体计划，不只在上述的国家，也在西方以及在全球发展中的地方。[58] 这工作过去只局部完成，仍然是该完成的任务；或许这任务正能透过为克服目前经济问题所作的必需措施而得以完成。
24. 当时，在保禄六世面前的世界，虽然社会化的进程已到了一个颇为先进的地步，让他可以称社会问题已全球化，但是与今日相比起来，那时的世界仍然没有整合得那么紧凑。经济活动和政治的运作大部分都在同一的空间进行，故此能彼此互相依赖。生产的活动大都在国内进行，国外的经济投资还相当有限。这致使许多国家的政治仍然能决定经济的优次，并大概仍能用所拥有的工具来控制它的运作。为了这个缘故，《民族发展》通谕给国家政府賦以重要的、即使不是绝对的責任。[59]
到了我们这时代，国家已到了一新的处境：它的独立性已受到一个新的经济、商业及国际金融环境的限制，而且资本以及物质与非物质的生产因素，也不断地更容易转移别处。这个新的环境改变了各国家的政治权力。
今天我们也从目前正在发生的经济危机学习：国家的公权力直接参与了改正失误和失效的工作。重新估计它们的角色和权力似乎比较实际：我们应明智地重新考虑和评估公权力，使它们即使在新的操作方式下，仍能应付今日世界的挑战。公权力的角色若变得较均衡，可以预见那些新的参与国家及国际政治活动的方式，即透过公民社会组织的运作的方式得以加强。若依这个方向进行，可预期人民对国家政治的关注及参与，必然有增已。
25.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保禄六世时，很多国家已经有保障和福利的制度，在各种势力已深深改变的情形下，为达成它们真正社会公义的目标，会变得很吃力，且将来会更厉害。市场已全球化，它首先驱使富有的国家去寻找更多廉价生产的地方，以减低许多商品的价格，增加购买力，同时加快发展的速度，这发展是集中在国内市场上，扩大消费。结果这种市场刺激了国家之间新的竞争方式，通过各种方法吸引外来企业设立生产中心，包括有利的关税以及撤销劳动市场的规管。这些发展引致社会保障制度的缩减，以换取在全球市场上更大的竞争力。可是，这却危害到工人的权益、人的基本权利，以及福利国家在传统形式下所付出的关顾。社会保障制度会失去完成任务的能力：这会在贫穷的国家中发生，也会在新兴的国家，及在早已开发的国家中发生。预算案削减社会福利开支 ── 这屡屡是国际金融机构所促成的 ── 会令人民在面临新的和旧的危机时变得无能为力，这种无助更因为工人组织缺乏对工人有效的保障而增加。因社会和经济多方面的改变，使工会在执行代表工人利益的责任上倍感困难；当中也因为政府因经济效益，常常限制工会自由或工会谈判的能力。因此，传统的团结互助网络，便遭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要加以克服。教会的社会训导，自《新事》通谕开始，[60] 呼吁工人成立组织，来保障自身的利益，这在今日比过往更值得为大众推崇，尤其在这国际及地方层面急需建立各种新的合作时，应作出及时及持久的回应。
人力的流动性，加上规管的普遍撤销，是个影响深远的现象，不乏它积极的方面，因为能刺激新的财富产生，以及不同文化的交流。然而，当人力的流动及管制的撤销令工作条件的不稳定性变成常态时，就产生各式心理的不平衡，以及组织生活稳定发展的困难，包括稳定的婚姻生活在内。这样的结果，除了是社会的浪费外，也造成了一种贬低人的环境。相对于过去的工业社会，今日失业者会体验更严重的经济无助，而目前的危机只会使情形更坏。长期失业，或长期依靠公援或私人救济，对人的自由、创意及他与家人及社会的关系，造成严重的打击，带来心理和精神上莫大的痛苦。我愿意提醒大家，尤其是当权者，若他们愿意给世界社经制度带来一个更新的局面，就得谨记：人、全人才是首先要捍卫及珍惜的价值：“人是整个社经生活的创造者、中心与宗旨”。[61]
26. 在文化方面，相对于保禄六世时代，差别更为显着。当时的文化多是颇固定的，而且较能抵挡文化被同化的冲击。今日文化间互动的机会明显地增加，给文化间的对话带来了新的机遇。这对话若要生效，开始时必须深入认识对话者是谁。然而不应该忽略的是，文化交流的不断商品化，会形成一个双重的危险。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一种往往未经过批判就接纳的文化折衷主义：不同的文化不假思索地相提并论，好像根本上没有分别，且可彼此相互替代。这样人便易于向相对主义让步，不利于那真正的文化对话。文化相对主义在社会层面会令各文化族群互相接近或活在一起，但仍彼此隔离，没有真正的对话，因此也就没有真正的交融。其次，也有一种相反的危险，这危险就是文化的去特性化，以及举止及生活方式的划一化。这样不同国家文化，和各民族传统的深刻意义，就丧失殆尽了：本来正是在文化及传统中，人才会认真考虑人生的基本问题。[62] 文化折衷主义及文化去特性化，二者都同样把文化与人性分割。如此，文化就不能在那超越它们的人性中找到衡量的尺度，[63] 结果只会把人矮化为文化的成品。当这情形发生时，人类便再冒上被奴役和被操控的危险。
27. 在许多贫穷的国家中，生命继续极度地不安全，且有恶化的危险，而它的原因就是缺乏食粮：饥饿仍然造成很多像“拉匝禄”的牺牲者，他们未能像保禄六世所期盼的，与大富翁同桌共食。[64] 给饥饿的人食物（参阅玛25:35、37、42）是整个教会的一条道德命令，符合其创立者耶稣基督要人团结和通财的教训。更何况在这全球化的时代，消除世上的饥饿，已成了维护全球的和平稳定所要追求的目标。饥饿主要并非来自物质的缺乏，更重要的理由是社会力量的不足，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属于制度性的。这是说，社会上缺乏一套经济制度，一方面保证人能得到正常及营养充足的食物和食水，另一方面在基本需要缺乏时，以及在真正的食物危机发生时，能应付急需；这些情形或出于自然因素，或由于国家及国际间的不负责任而产生。粮食供应不稳定这问题，应从长远计：要消除那些引起问题结构性的原因，并促进贫穷国家的农业发展，如投资农村基层建设、灌溉系统、运输、市场的组织、农工的培训及推广应用适当的农业科技，善用生产地区比较容易得到的人力资源、材料及社经资源，这样才能保证长期的持久性。实行这些计划时要让当地团体参与选择及决定农田规划。在这方面或许可以考虑，尝试正确地同时应用一些传统及创新的农业技术。当然首先要充分证验这些技术是适当的，尊重环境并关照弱势社群。在此同时，不该疏忽研究在发展中的国家推进土地改革的问题。获得食物及食水的权利，对保证其它权利，尤其生存的权利，具有关键的重要性。所以必须促使一个互相关怀的意识成熟起来：得到食物及食水是所有人的权利，不应有任何分别和歧视。[65] 也很值得指出：互相关怀去发展贫穷国家，也能有助于解决目前的全球危机，这正是政界及负责国际组织的人士近日所观察到的。抱着团结互助的心态，借着投资计划，支持经济贫穷的国家，使他们自己能设法满足国民对消费品和发展的需要，这不只能促成真正的经济增长，也能帮助巩固富有国家的生产能力，因为他们也受到目前危机的威胁。
28. 今日发展最明显的一个课题是尊重生命，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与民族发展相关的问题分开。这是最近受到更大关注的一点，促使我们在讨论贫穷 [66] 及发展落后时，也要包括有关接纳生命的问题，尤其在那些以各种方式阻止接纳生命的地方。
不只是贫穷在许多地区引发很高的婴儿死亡率，在世界各地仍然有政府执行着控制人口的措施，他们屡屡推广避孕，甚至强迫堕胎。在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压抑生命的法律非常普遍，并已左右了生活习惯和做法，这样助长了散播一种反生命的心态，并把它当作文化上的进步，而传到其它国家。
然而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在积极推广堕胎，有时在贫穷的国家推行绝育，甚至是在不知情的妇女身上进行。也有足够的证据使我们怀疑，有时连为发展援助本身，也被牵连到某些医疗政策上，事实上，当中包括了强制的节育。同样也令人非常担忧的，是那些认同安乐死的法律，也有国家以及国际性的压力团体，在力求法律认可安乐死。
向生命开放是真正发展的所在。一个社会若开始否定及消灭生命，结果只会失去一切动机和所需要的力量去为人的真正福利服务。个人及社会若丧失了欢迎新生命的意识，那么，在社会生活的其它方面也难以彼此兼容。[67] 欢迎生命会加强伦理的力量，使人能互相帮助。养成了对生命开放的态度，富有国家便能更了解贫穷国家的需要，避免消耗大量的经济和知识资源去满足自己人民的自私欲望，却能表现崇高的行为，促进一个合乎伦理原则，并关怀别人利益的生产制度，尊重每个人民，及每一个人对生命的基本权利。
29. 今日世界还有一个与发展紧密关连的事实：那就是否定宗教自由的权利。我指的不只是今日世上仍有为了宗教的理由而起的争斗和冲突（虽然有时宗教动机只为掩饰别的企图，如对权利及金钱的渴求等）。事实上，正如我的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及本人多次公开指出和谴责过的：今日人们仍以神的名义继续杀戮。[68] 暴力会遏阻真正的发展，并阻止人民朝着社会经济及精神更大的福利发展。这尤其发生在有基要派背景的恐怖主义中：[69] 它制造痛苦、毁灭和死亡，切断国与国之间的对话，并挪用巨大的资源，使国家无法从事和平与民生的工作。此外，除了宗教狂热主义在某些情形下阻止人行使宗教自由权外，许多国家有计划地推广宗教冷漠和实践无神主义，令人民失去了精神和人性的力量，妨碍了他们对发展的需要。天主是人真正发展的保证，因为天主按自己的肖像创造了人，同时奠定了人的超越性的尊严，也助长他那与生俱来对“自我提升”的渴求。人不是迷失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的一颗原子，[70] 他是天主的受造物：天主给了他一个不死不灭的灵魂，且永远地爱他。假如人只是偶然或必然的结果，或他必须把他的愿望局限于生活环境狭隘的范围内，又假如一切都只是历史与文化，或人是没有一个要超越自我而到达超性生命的使命的话，这样人类或可有所增长或演进，但不能有真正的发展。
当国家推动、教导或甚至强迫某种形式的实践无神论时，便会把自己人民的伦理和精神力量拿走，令他们无法致力于全人的发展，因而阻止他们以一股新的动力，更努力更慷慨地响应天主的爱。[71] 有时那些经济先进及发展中的国家，在和贫穷国家进行文化、商业及政治的交流中，灌输给他们这种对人及对他命运的狭隘的看法。“超级发展”[72] 夹带着“道德衰落”，[73] 就会伤害真正的发展。
30. 依这个方向看，人的整体发展显得更复杂：它的多种元素彼此关连，要求人要致力于整合知识的各个层面，以促进各民族真正的发展。多次人们认为发展或相关的社会经济措施，只需要共同合作就成功。然而，这共同合作是应该有方向的，因为“每个社会行动都包括一套理念”。 [74] 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很明显，各种学科应透过有秩序的科际联系共同合作。爱德不排斥学识，反而需要它、提倡它，并给予它内在的生命。知识总不只是明悟的工作。知识当然有可能沦为纯粹的计算和实验，但若要变成可以指导人按其本源和终向生活的智慧，那么就要先用爱德之“盐”来“调味”。没有知识的行动是盲目的，而知识没有爱则是无生命的。事实上，“人若心中有真正的爱德，就会很有办法找出贫穷的原因，找到办法去解决它，果断地去征服它”。[75] 对着我们面前的种种现象，真理中的爱德首先要求知道和了解，意识并尊重每一个知识范畴的专业。爱德并不是一件附属品，加在完成各学问研究之后，反而从开始就要与它们对话。爱德的要求与理性的要求并不彼此抵触。人的知识是不足够的，科学的结论光靠本身也不能导人于全面的发展。我们常该更进一步：这是真理中的爱德所要求的。[76] 更进一步并不表示忽视理性的结论，也并非否定它的成果。并非先有智慧，然后才有爱；有的是富有智慧的爱，以及充满爱的智慧。
31. 这表示伦理的估量及科学的研究应当一起成长，而爱德应该是两者的灵魂，在跨学科的整体中和谐地把两者统一起来。教会的社会训导具有“一个跨学科的重要特性”，[77] 它可以发挥出非常有效的功能。它容许信仰、神学、形上学及科学在为人服务时各按其位而合作。教会的社会训导尤其在这里表现出它智慧的一面。保禄六世曾清楚看到发展落后原因之一，是缺乏智慧、反省，及足以作出方向性的综合思考，[78] 这需要“对经济、社会、文化、精神方面，有一个明确的看法”。[79] 知识太过分立，[80] 人文科学与形上学切割，[81] 科学与神学对话的困难，不只对知识发展是个伤害，对民族的发展亦然，因为当这情况发生时，人便无法看清楚人类幸福整体的多方面。为正确衡量发展的各种因素，以及解决社经问题，“我们必要扩大理性的概念和它的运用”。[82]
32. 今日民族发展的实况，呈现出许多新问题，多次都需要有新的答案。找寻答案时要同时尊重每件事实本身的规律，及对人整体的观念，在爱德所净化的目光下，我们才能认清人的各方面。那时会意外地发现一些殊途同归的观点和具体可行的解决办法，且无须放弃任何人生基本的成分。
人的尊严及公义的需求，今日尤其要求我们在作出经济决策时，不应过分及不道德地扩大财富的差距，[83] 同时要继续优先为所有人争取持久的工作机会。从“经济思维”的角度看来，这也是合理的。在同一国家不同的社群间，以及各国家的各民族间，不公平的情形不断增加，相对的贫穷又暴增，这样不但会侵害社会的凝聚，陷民主于危险，同时对经济也会有负面的冲击，因为“社会资源”会逐渐被腐蚀，所谓社会资源即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条件，即信任、信实和守法。
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结构性的不安稳处境，会造成不利于生产的态度，并糟蹋人力资源，因为工人面对自动的机制会倾向被动的适应，而非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在这点上，经济学与伦理学也殊途同归。人要付出的代价，往往也是经济要付出的代价，经济的失灵也常带来人的损失。
我们尤应谨记：若为了科技而去除各文化的特质，在短期内虽会有利可图，但长久下去会妨碍相互的充实和彼此的合作。经济或社会的短期考虑，是有别于它们的长期考虑，二者的区别是重要的。如果国家为争取国际竞争力，而降低维护工人权益的水平，或放弃重新分配利润的机制，这样会妨碍建立一个长期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用心估量目前经济倾向的短期发展 ── 有时甚至是极短期的发展 ── 对人所造成的影响。这就需要重新对经济的意义及其目的，作一个深入的反省，[84] 这也包括对发展的模式，作一个深远的检讨，以纠正它的失灵及扭曲。事实上，地球环境的健康状况，及尤其人类文化及道德的危机，都要求我们这样做，这危机的迹象早已显现在世界各地。
33. 《民族发展》通谕颁布四十多年后，“发展”这个基本主题依然是个未解决的问题。尤其在目前的经济金融危机中，它更显得严峻且迫切。虽然地球上某些从前为贫穷所困的地区，在经济上及在参与世界生产方面，有了显著的改进，其它地区却依然生活在赤贫的情况之下，与保禄六世时的情形相若，甚至有些情形更可说是一个退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引起这状况的原因，早已在《民族发展》通谕中道出，比如：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实施高关税，阻止来自贫穷国家的产品进入富有国家的市场。另些原因在通谕中只被暗示，后来才较明显地呈显出来了。这正是对当时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去殖民过程作评价的情况。保禄六世那时期望它是一个自主的进程，在自由及在和平中完成。过了四十多年，我们得承认这条路是如何重重困难，一方面由于一些新型态的殖民主义的兴起，以及旧的和新的强权国家的操控，另方面也由于独立起来的国家内部严重的不负责任。
最主要的新因素是：一个全球性的彼此依存已经来临，这已被通称为全球化。对这事保禄六世已预知一隅，然而它发展的规模及冲击的程度，却是出人意表的。这过程源自经济高度发展的国家，却自然地牵动了各地的经济。它尤其推动了不少地区脱离贫穷，这本来是一个大好的机遇。不过，没有了在真理中的爱作引导，这全球性的推进有可能造成前所未有的损害，并在人类家庭中造成新的分裂。因此真理及爱把一个空前及富挑战性的责任置放在我们面前，这固然是个非常大及复杂的责任。也就是说，我们要扩阔我们的理性，使它能认识及引导这些新的发展，促使它向“爱的文明”迈进，这文明的种子天主早已散播在每个民族、每个文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