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在真理中的爱德使人感到受宠若惊的经验，令人赞叹不已。生命中有各式各样无条件的馈赠，却因人只注重生产和利益，而屡屡不被觉察。人是为接受恩宠而被造，这正表达出他的存在来自上天。现代人有时错误地自以为是自身、自己的生命及社会唯一的主宰。这自大的心态来自自私的自我封闭，其根源 ── 用信仰的词汇说 ── 就是原罪。教会以她的智慧，常要人在分析社会现象及建设社会时，常把原罪放在眼前。“忽略人具有已受损害且倾向于恶的本性，是在教育、政治、社会行动及习俗等方面，造成严重错误的原因。”[85] 经济早已被列为显露罪恶严重恶果的各种领域之一。这方面我们今日也有一个明显的证据。深信不需受上天帮助，而能靠自己的力量来消除历史中的邪恶，令人把幸福与得救放在现世的物质享受和社会行动上。这信念更使人认为经济应该独立，不该受伦理的“左右”，也迫使人滥用经济工具，甚至用以作出破坏。长此下去，这些信念建立了经济、社会和政治体系：它们打压个人及社团的自由，正因为如此，未能保证它们以往所承诺的公义。就像我在《在希望中得救》通谕（Spe salvi）中所说的，这样基督徒的希望会从历史中消失，[86] 人在自由和公义中追求发展，而这希望正是为这发展而服务社会的一项丰富资源。希望激励理性，并赋予它力量以引导意志。[87] 它已在信德内，其实是由信德所引发。在真理中的爱德由此得到滋养，同时也彰显它。它既是天主绝对无条件赐的恩宠，且并非理所当然的，它闯进我们生命中，超越一切公义的规则。恩赐本身既超越所谓应得的，它的规范就是超越规范。我们的灵魂因它的来临而存在，它是天主临在的记号，也表示天主对我们的期望。真理与爱德同样是恩赐，比我们本身还大，就如圣奥思定所说的一样。[88] 就连我们的存在、我们的自我意识，根本也是个“恩赐”。事实上，在每个认知的过程中，真理并非我们所产生，而常常是找到的，或更好说是接受的。它就像爱一样“不是产生于思想或者意志，而是加诸人身上的”。[89]
在真理中的爱，既然是所有人接受而来的恩赐，是一股建设团体的力量，以一种没有隔阂，没有界限的方式把人团结起来。人的团体可以由我们自己建立起来，但是以一己之力，一定不能变成一个充满兄弟友爱之情，及冲破一切藩篱的团体，亦即一个大公的团体：人类的团结一致，一个超越一切分裂的兄弟共融，是身为爱的天主以祂的圣言所召集而诞生的。面对人类团结这决定性的问题时，我们必须表明：一方面，恩赐的逻辑并不排除公义，也不会从外及后来与公义相对立。另一方面，社会及政经的发展若要真正符合人性，就得以不求偿的原则来表达出弟兄友爱之情。
35. 如果有普遍的互信，市场便是个让人与人能相遇的经济制度，在这制度中，商人用合约来规范他们的关系，并彼此交换价值相等的货品及服务，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及欲望。市场受制于所谓的交换公义原则，正是这原则规范着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交付与收受的关系。但是教会的社会训导一直强调：分配公义与社会公义对市场经济也是重要的，不只因为市场经济处于一个更广阔的社会及政治环境中，但也因为它在一些复杂的关系中运作。事实上，市场若只建立在交换货品间公平价值的原则上，便不足以产生那种顺利运作时所需要的社会凝聚力。没有内在的团结互助和互相信任，市场就不能发挥它经济上本有的功能。今天缺少的正是这个信任，没有互信是极严重的缺失。
保禄六世很合时地在《民族发展》通谕中强调一项事实：如果大家普遍践行公义，那么经济体系也能得到好处，因为从贫穷国家发展中首先得益的，正是那些富有的国家。[90] 只用救济来解除运作不灵是不足够的。穷人不应被当作是“包袱”，[91] 而是资源，即使从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无论如何，若有人认为市场经济的结构本身，要求应有一定比例的贫穷和发展落后，才能完善运作，这种看法是极错误的。促进脱贫对市场有益无害，但为能实在做到这点，不能只靠市场本身，因为它不能由自己产生超越自己能力的效果。市场必须从其它能产生这力量的主体上，汲取道德能量。
36. 经济活动不能单靠推行市场逻辑，去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经济活动应以追求公益为目标，这尤其是政治团体也该负起的责任。应谨记，造成社会严重失衡的原因，是因为人们把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分割开来，以为前者只是为了生产财富，而后者则要借着重新分配财富来达致公义。
教会一直认为：经济行为不应被视为反社会行为。市场本来不是，也不该变成强者欺凌弱者的地方。社会不必对市场存有戒心，好像市场的发展必然会毁灭真正的人际关系。市场固然可能被导向负面，但这并非由于它的本质，而是因某种意识形态这样误导了它。不应忘记：市场不会纯独自存在。市场从所处的文化得到其特色及方向。事实上，经济和金融只是工具，如果使用者有自私的意向，它就会被妄用了。这样本来好的工具，可以变成有害的工具。是人把理性弄昏了才产生这些效果，而不是工具本身。因此，该受归咎的不是工具，而是人、他的道德良知、他的个人及社会责任。
教会的社会训导认为，在经济活动的范围内，应能活出真正的人际关系，就如友谊及参与社会、团结互助及彼此关怀等，而不只在经济活动范围以外或其后。经济范畴不是没有伦理意义的，以其本质而论，也非违反人性及社会的。它是人活动的一部分，就因为是属人的，就得按伦理原则来建构和组织起来。
我们面对着一个重大挑战，这是目前全球化现象中的民族发展问题所引起的，因经济和金融危机而变得更为严峻，这挑战就是要以言以行去证明：我们非但不可忽略或削弱那些传统的社会伦理原则，诸如光明磊落、诚信和责任心等，而且即使在生意关系上，不求偿的原则及付出的逻辑所表达的友爱，也可以且应该在正常的经济活动中占有一席位。这是人此刻的需求，但也是经济原理本身的需求。这同时也是爱和真理的需求。
37. 教会的社会训导一直认为：公义与经济活动的每一阶段都有关系，因为公义常与人及人的需要有关。集资、投资、生产、消费，以及经济周期的所有其它阶段，都必然具有道德意义。如此每个经济上的决策都有一个道德性的后果。社会学及当代经济的趋向也证实这点。从前我们或可以设想：先让经济生产出财富，然后再把分配财富的责任交给政治。今日这一切比较困难了，因为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某个地域，然而政府的权力主要依然是地区性的。为此，一开始就应该遵守公义的守则，即在经济活动开始之时，而不是在它已完成后或者与之互不关连地进行。再者，市场应给空间与那些自由选择不纯为利益，而按照其它原则进行经济活动者，虽则他们并不因此而放弃制造经济价值。许多发自宗教界或非宗教界的经济行为，可以证明这一点是实在可能的。
在这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反映着竞争文化模式，它们彼此之间差异很大。由此衍生出来的经济企业取态，多数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尊重交换公义。经济生活固然需要合约，以规范等值的贸易关系。但经济生活同时也需要有公义的法律，以及由政治带领的重新分配财富方式，并且还需要些充满付出精神的事业。全球化的经济似乎倾向前者，即合约式的交换，但是也直接或间接地显出需要其它两种：即政治逻辑以及不求偿而付出的逻辑。
38. 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已指出这个问题，他在《百年》通谕中提出需要一个有三个主体的系统：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92] 他指出公民社会更能发挥出经济的不求偿及兄弟友爱的一面，但并无意否定它也可存在于其它两个领域中。今天我们可以说：经济生活是一个多方面的事实；但各方面，以不同程度和方式，都应该表现出彼此间弟兄友爱之情。在这全球化的时代，经济活动不能排斥不求偿的付出，因为是它在参与经济活动的各人心中，撒播和滋养着团结互助、共负公义责任，及谋求公益的精神。总言而之，它是经济民主的一种具体和深刻的表现。团结互助首先是大家感觉到对众人有责，[93] 故此不应只由国家负责。从前可以认为必需先追求得公义，然后才辅以不求偿的付出；今日应该说：若没有了无条件付出，则也无法达到公义。所以，市场应该让那些追求各合法目的的企业，按平等机会的条件自由运作。除了那些营利的私人企业及各种公共事业外，那些追求互助和社会利益的生产组织，也应能扎根并有所表现。透过他们在市场内的相互比较，能产生一种混合性的经营行为，并产生一种对经济文明化的敏锐关注。这样，在真理中实践爱德，可透过建立和组织这类经济活动，它们虽不排除利润却愿意跨越等值交易的逻辑及纯粹营利的目的。
39. 保绿六世在《民族发展》通谕中，要求形成一种市场经济模式，最少在意向上能够容纳所有的民族，而不只是那些已充分准备好的。他要求努力推动一个对大家都更人性化的世界，在这世界里大家“都能授与，亦能收受，一国的进步不致成为别国发展的阻碍”。[94] 保禄六世以这段话，把《新事》通谕所作的要求和期望，推广到普世的层面去，这通谕针对工业革命的影响，在历史上首次肯定一个行在时代尖端的概念：即社会若要稳定，国家必需介入来均分财富。今日这个看法，除了因市场及社会的开放而陷入危机外，也可以见到它还不能充分满足一个完全人性化的经济需求。教会的社会训导，依据她对人及对社会的看法所一直主张的，今日更是全球化的现象所要求的。
如果市场与国家为了在各自的领域内维持专利而相谋合，长久下去便会损害到民间的团结互助、社会参与及凝聚、不求偿的服务。这些价值超越了“为获得而付出”的交易逻辑，也超越了国家法律加诸国民“为尽责而付出”的公共行为逻辑。若要克服发展落后的问题，不但要采取行动去改善那建基在互换上的交易，也不只是公共援助机制的转移，而特别是全球性逐步向着不求偿及促进共融的经济活动开放。那排他性的市场与国家合作会侵蚀社会，相反那些团结互助式的经济，却能建立社会，而公民社会正是这经济方式的最佳场合，但不应只局限于此。不求偿的市场并不存在，也不能以国家法律来促成不求偿的心态。然而不论是市场或是政府，都需要有懂得互相付出的人。
40. 目前国际经济的运作呈现一些严重的扭曲和失效，人们感到企业的概念也需要重大的改革。旧的企业运作方式已不适用，一些有指望的方式已渐露端倪。一个较大的危机是企业只顾及投资者的利益，那么，它对社会的作用就会减少了。因为现代企业规模越来越大，需要更庞大的资本，也就越来越不能靠一个企业家长期对企业的持续及成果负责，也不能只局限于一个地区。既然企业的运作已不再限制于一个地区，企业家要向之负责的对象也从一些与企业有利益关系者 ── 如工人、供材料者、消费者、自然环境、在企业邻近生活的团体 ── 渐渐转移到持股者，而持股者并不限于一个地区，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实在，国际资金市场今日极自由地运作。但也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企业应该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虽然今日人们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所持的见解未必都符合教会的社会训导，但越来越多人同意：企业的运作不能只关注企业主人的利益，也该关注所有其它对企业有贡献的人的利益，包括工人、顾客、供应生产材料者、有关的邻社等。这几年来，越来越多跨地区的经理人只遵从持股者的指示，而这些无名的投资者厘定自己要得的回报。但今日也有不少经理人有较广远的眼光，越来越觉察到企业与其所在地区有密切的连系。保禄六世已敦促那些只为了个人利益把资金移至外国的资本家，要认真评估他们的行动对自己的国家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损害。[95] 若望保禄二世曾提醒大家：投资不只是一个经济行动，它常有一个伦理的意义。[96] 我想强调：这一切今日还是一样，就算投资市场开放得多，也有一些技术至上的想法，以为投资只是一种技术行为，不涉及人性或伦理的问题。我们并不否认，有时投资于国外而不投资在国内也可以是件好事，但常该作出公义的考虑：这些资金是怎样集结的，不投资在它集结的地方是否对某些人造成损害。[97] 应该避免投资变成投机，只求短期利润而不关注企业的持久，及它对实体经济的实时贡献；当然投资也该关注适度及恰当地促进那些需要帮助的国家达成经济发展。我们当然不否认投资在别处也能培训当地的人，因而造福当地人民。工作和技术知识是大众的需求。但不该只为了享有优势，甚或为了剥削其它人民而投资别处，而非为当地社会带来实质的利益、为他们建设稳固的生产系统和社会制度，及帮助他们达成持久的发展。
41. 讲到企业这个题目，我们要指出它的运作可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很久以来，我们惯于只强调市场和政府这两个角色，也就是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式的私人企业，另一方面有国家政府的领导。其实，企业的运作牵涉很多方面。有些因素是“超乎经济”的。企业的运作固然有其专业的一面，但也有更基本的人性的一面，[98] 正如任何工作，皆是人的行为。[99] 如果能让所有工人都能作出自己的贡献，使他“意识到正做着自己有份的工作”，那就好了。[100] 教宗保禄六世说：“每个工人都是一位创作人。”[101] 正为了符合劳动者的要求和尊严，也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除“私营”及“公营”企业外，还有许多别的模式的企业。每种企业模式均有其固有要求及营运方式。为使不久的将来经济运作的模式能有助国家及国际的公益，极宜记得企业的这个广泛意义。在这广泛意义内，各模式还能彼此交替，互相改造，可由“不营利”转为“营利”，反之亦然；或由公营转为民营，或从先进国家转到发展中国家。
“政治权力”也可有不同概念。我们若要建构一个革新的、向社会负责的、以人为本的经济及生产制度，就必须谨记政治权力的多元化。我们若要在国际层面上推进企业运作的多元化，我们就该推进一种在不同层次运作的政治权力。今日的跨国集成经济并不取消个别国家的角色，却要求不同国家的政府之间加强合作。智慧与慎重要求我们不要急于宣布个别国家已不重要。相反，为解决今日的经济危机，国家的角色看来有增无减，重新发挥它的许多功能。在有些国家，政制的建设或重建为他们的发展还是颇关键的。任何基于团结互助的国际援助计划，若要帮助一些仍没有健全宪制、法律、行政等系统的国家解决经济的问题，就应该先帮助他们建设这些系统。除了经济援助也该援助他们巩固法治的国家，即具备公共秩序的制度、有效的执法组织、尊重人权、民主架构。所有国家不一定该有同样模式：为巩固脆弱的宪制，可以在发展政府的同时，发展其它政治个体，不论是属于文化性质的、社会性的、地区性或宗教性的。其实能在地区、国家或国际层面适当制衡政治权力，正是一条康庄大道，能引导经济全球化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这样做也能避免经济的全球化彻底破坏民主的基础。
42. 有时谈到“全球化”时，人们会当它是命运注定要发生的事，仿佛是由一些无名的力量，及由一些非人意志所推动的架构所使然。[102] 我们必须记得：全球化固然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但它并不限于这一幅度。表面上易见的是社会经济的幅度，但事实上，全球化使人类彼此的关系日益密切；个人和民族才是主角，全球化该给他们带来福利及发展，[103] 当然个人和团体都该负起责任。全球化使人超越本土，这不只是物质性的事，它源于文化，也影响文化。如果我们以为全球化是必然而然的事，那么，我们用什么标准衡量它，指导它？其实它是人的事，在它的背后有一些文化因素支配着，我们必须分辨这些因素。全球化所以能成真，它的基本伦理准则，乃来自人类是个合一的大家庭，及人类朝着善的发展。所以我们该不断努力，使这全球合一进程朝着尊重人、强调团体、承认超越现世的方向迈进。
无可否认全球化固然有其架构的幅度，但这不是唯一的，它“本来没有好坏之分，是人使它成为好或坏”。[104] 我们不该被动地受它支配，我们该采取主动，理性地以爱德及真理为指引。盲目地坚持成见而抗拒全球化是错误的，这样做会错过这带有正面价值的进程，错失使我们能参与民族发展的机会。如果我们适当了解并处理它，全球化会带给我们一个空前的机会，重新分配全球的财富；如果处理不当，它会增加贫穷及不平等，也会使全世界陷入危机。我们必须改正它的不当及有时极其不当的运作，这些运作致使民族之间，及各民族中出现更多分歧。我们必须使财富的重新分配不变成贫穷的重新分配，甚或使世界更贫穷，这正是今日不适当的运作使我们面对的危机。曾经有一个很长的时期，人们以为贫穷的民族只应维持某程度的发展，而甘心接受已发展的民族的人道援助。教宗保禄六世在《民族发展》通谕中推翻了这想法。今天能用来援助那些民族脱贫的资源可较从前为多，但结果主要还是那些已发展的民族享用了这些资源，因为他们更能利用资金及劳动的自由流动。人们不该因着一些自私的计划、保护主义及私人利益，而阻止财富在世上扩散。事实上，让一些发展中的国家也参与，能更好地处理目前的危机。全球化要经过一段过渡时期，充满困难险阻，要克服这一切就一定要掌握那以人为本及道德的精神，这精神从人心的深处，把全球化推向整个社会更团结及更符合人的本性。可惜这精神屡次被个人和功利的道德观和文化取态所推翻、所窒息。全球化是多幅度、多价值的现象，我们该接纳这些不同的幅度和价值，也不忽略神学的观点，而把它们结合起来。这样我们才能实现人类的全球化，并给它一个方向：人的连系、共融及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