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文讨论过，抑郁症反映出学生和教职员的身分危机问题，现在要更仔细察看一些新的教育技巧与这现象的关系，我会尝试把讨论范围规限在美国和欧洲现代神学院中两个最新型的模式上，我称这两个模式为对话及小组生活模式。我会尝试较为细致地分析这些新方法，以显示一些常被人忽略了的复杂处，请你容忍一下这样细节讨论的繁琐过程。在此，我想郑重说明，我并非想质疑或低贬这些教学手法的价值，我只是希望指出当中一些潜伏的陷阱，让我们有所醒觉，知所回避。
1、对话与抑郁症
“对话”一词在这里是很一般性的用法，泛指各类相关行为，例如：接触、公开讨论、详细谈论、彼此坦诚，意味着高度的言语沟通。在这分析中，我们想集中讨论对话的言语层面。
我们愈来愈强调学生之间、并学生与神学院之间言语沟通的价值，其实这是基于两个很少经过反省、而以为是理所当然的前设。第一，自由开放地分享意念和感受可以拉近人际距离；第二，高度的言语交流可以澄清问题，有助我们在存在的抉择上作出明智的决定。
所以，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言语沟通是否真的把人际距离拉近了？虽然语言本义是用来头痛的，但许些时候，我们会用语言作为妨碍沟通的障眼屏障，你或许记得会话考试的一个技巧，就是不断说，以防止教授问太多问题，又或者引导教授不断讲话，以致他无意中透露了答案，你就不用承认自己的无知。在很多讨论中，语言是用来填补可怕的静默，或用来防止提及真正的问题，或触及痛处。许多国会的讨论是用以拖延问题，而不是处理问题的；联合国用很长时间来讨论一些外界看来是琐碎和表面的问题，其实达到一个很有用的功能，用以防止国与国间一些危险的冲突。虽然，在大的层面上，我们都了解这些沟通的问题，可是我们很少意会到，我们鼓励学生讨论问题时，同样的沟通互动也出现。让我们不要忘记学生们经常被划分等级和评价，许多时候，他们彼此间会有所顾忌，而变得超级自觉。他们正为自己的才能的评价深受困扰，所以很难敞开自己，让人进入他个性中最敏感的地带，即他们感到疑惑和混乱之处。只要你肯细心观察学生讨论，你会发现自己身处许多语言的缰绳，语言愈多，约束力愈大。若然你不相信，试看某人被打岔之后结果如何，惟一能够使谈论言归正传的只有发言人本人。人通常很少说：“对不起，若翰进来的时候，你不是正在谈及你行山的旅程吗？那后来怎样呢？”若然叙事者不继续发挥那开始了的话题，谈话就会轻易转向别的话题，毫无遗憾的感觉。
当一个人在发表言论的时候，其他人正在做些什么呢？他们大多在忙于准备自己要讲的故事，或者在决定自己对某事的立场。若然某人说：“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是共产主义信徒阴谋所为。”听者通常对这句言论的反应是暗中自问：“我赞成这说法吗？”听者单单忙于想自己的事、想自己的看法，而不是去了解讲者之所以这样说的立场。一个人的立场一旦以语言清楚表达了出来，余下的谈话就只有不断的辩护，以防被击败。许多时候，你会察觉一些人为了一个意见竭力说服自己、说服同辈，但其实这意见只是他刚刚迟疑地构思出来的。整个可悲的情况是，大伙儿开始时以自由及颇开放的心怀进行讨论，但结束时却各执一词，因无法信服对方的立场而心怀不满，并确定自己苦苦地又赢了一仗，总是根本没有什么要赢取的。
我在努力想表达的是，人与人之间语言交流并不一定拉近彼此的距离，反之，甚而可以拆散人的关系，我们不断鼓励神学生进行讨论，暗示着这样做可以建立一个更好的群体，于是，经过整年的讨论，神学院学生发现仍然无法除去他们的孤单和疏离感，他们大感失望，甚至满怀怒愤，他们经常发现他们参与讨论的结果，与他们起先投入讨论的期望大相径庭，他们有时感到比未开始对话之前更疏离与陌生。我们不难明白为何学生会产生失败感和抑郁。
我们第二个要发问的问题是：“究竟澄清了重要事件是否能协助解决一些存在的难题？”在这里，我们触及挫折感的真正痛苦根源，因为对一个难题有洞察力和是否有能力应付该问题完全是两回事。若然神学生讨论神职的意义、独身、教会制度、神死神学等各项问题，这讨论也许能帮助他们对问题思考得更清楚，并掌握问题的不同环节，但若然他们期望藉此解决他们非常个人的问题，诸如：我应否做一个教牧、守独身生活、逗留在教会建制里、相信一个永活的天主？那么，这些长篇大论的讨论会变成十分痛苦的经验。我曾经与一班学生参与一个一年长的讨论小组，我看见学生们在复杂的辩论、意念和观念网格之间愈来愈纠缠不清，最后在神学迷宫的高速公路、旁支分道间迷失方向，永远达不到奥秘的核心，找不到等待着他们的答案，于是愈来愈感到愤怒，我看见这情形也感到十分悲哀。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试想若然一对男女，每天都花一个小时去寻找一些有说服力的论据去证明他们彼此相爱，你会有何感想呢？你清楚知道这些讨论本身已经表明了，如果他们不想进入呆板、僵硬、而缺乏自然自发精神的关系，最好不要结婚。
讨论本身要求一个人对该讨论的题目保持一段距离，以致讨论者可以看见问题的多方面，有机会保持一个具分析力的头脑，但分析意味着暂延个人的参与。然而，惟有在参与的层次上，人才能够作出一些存在的决定。没有人是由于三四个小时具说服力的辩论而决定担负牧职的，亦没有人是因为拉纳(Rahner)、希勒比(Schillebeeckx)、卡拉汉(SydneyCallahan)而决定守独身的，神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并不能为存在的呼喊提供答案，任何人有这样的想法都会感到沮丧，尤其是那些未经世面的年轻人。
我注意到一些很悲剧性、又很幽默的事实，一方面许多神学生愈来愈向往明显的知性上的醒觉，并愈来愈强调“要了解你正在做些什么”；但另一方面，一些非宗教的青年人却在烧香，静坐冥想，吃种籽，去追求与生命的基本源头有更紧密的关系。与此同时，我们的信仰礼仪愈来愈饶舌和言语多多，香烛和其他可听可见的刺激饱受嘲弄，成为古老的迷信。
然而，我们眼见一些神学院学生觉得在对话的绳索中间受捆、在作决定的挣扎中没有了期，因而感到失望、变得情绪化及抑郁。
2、小组生活与抑郁
除上述强调对话和讨论的重点外，我们发现许多神学训练课程已从过往一个大型的、不记名的同居一座楼宇的群体形式，转变为一些更亲密的、小型的组别，他们称之为队工。
在从前的神学训练中，学生们的生活很少私下的接触，经过几年神学院生活也无法与同学及学院建立有意义的关系，队工模式明显是对这种传统的一个回应。把大组分为小组队工，情同手足的感觉会容易产生，亦可以展望一种新形式的群体生活，但同时正正在这里，有如对话和讨论的案例一样，事情永远不会朝着我们期望的方法发展。让我们尝试了解一下队工模式当中包含的问题。
（a）第一个问题的简单实况是，神学院学生无法避免彼此的接触，在大群人中，人与人间会自然产生一些非正式的小组，他们有机会选择避开觉得烦厌的人，跟一些与自己思维不同的人保持距离，并有自由加入离开；但在队工之中，你与几个同伴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你的一举一动都被同伴挑剔的眼光审视，就算你不喜欢他们，都要如此。若果你没有出席队工会议，不但人人都会注意到，而且还会批评你对小组缺乏兴趣和委身；若然你在聚会中一言不发，众人就会疑问你为何这么缄默。无论你做什么、不做什么都容易惹人非议，被赋予个人的含义，因此，队工生活明显地比大群体生活更加要求严苛，并需要更成熟的个性。
（b）第二个问题是混淆了队工的意义，队工一词通常指一小组人的合作，藉着队工互相配搭，各人发挥所长，更好地完成任务，队工的共同目标和任务决定队工的性质。若果队工操作不良，就会反映在他们的工作质素上。
可是，在神学院的处境中，队工通常都不是以任务挂帅的，队工的组织只是为其成员创造最好的生活条件，比较类似一个人终日辛劳工作，工作完毕可以回到家庭单位一样，在此，问题出现了，因为在神学院的环境，人很容易变成自我挂帅，而不是任务挂帅的，于是，队工的问题再不是与工作性质相关，而是与人际关系的性质相关，由此，许多队工聚会退化为滥竽充数的治疗小组，队员互相尝试探索对方的感受，甚至连那些本来更宜于隐藏的感受，也被公开剖白。在这样的情况下，队工聚会是很伤神的，这样的小组非但不能把私人的关注转向公众的关注，反倒鼓励人变得自我中心，甚且到了自恋的地步。
我们要知道神学院学生自觉性已很高，常以年纪、学术生活、模棱两可的感受来看未来的专业。虽然有时候能够表达个人的焦虑和混乱是很重要的，但神学院训练的主要目的是鼓励人转离自我中心，而变得自由开放，对弟兄姊妹的生命和忧患有真正的关怀。
诚然，一个文化若不容许短暂退化的存在，人群可能受损；人若不睡眠亦不能生活，可是真正重要的事情并非在睡眠当中发生。哭泣、自我剖白、不设防地表露爱恨的感受，对人的精神健康确是十分重要，但这些情况不过是人类在成长中暂时的退化，惟有在追求成长进步的过程中出现方有意义。在训练当中，我们会间中容许及鼓励退化，但却永不会以为这是该当追求的理想。我们的理想依然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不是流泪、不是随便表露所有感情，而是忘掉你自己的困难，去做值得你去关注的工作。因此，我感到单纯鼓励退化形式的队工，正违反了队工本来的目标。
（c）我们来到队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人间的亲密的。青少年人常常经验到一种很痛苦、很深刻的孤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青少年人大部分倾向与人建立一种需索很强、令人透支的友谊，这种友谊可以很缠身、很不成熟，并且基于原始的需要。神学院训练的其中一个要务，是要刺激学生学习在生活行为上不随便顺从内心冲动的需求，而能够建立一份成熟的自觉和自信，去发展一段愿意付出和宽恕的关系，因而能够更成熟地了解和接纳寂寞的感受。
因此，避免队工形成一个单凭原始需要和欲望去行动的朋党是很重要的，但这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学生们所领受的压力十分强烈，他们经常对亲密，和缠身的友情有着不可厌足的渴求，然而，这通常引起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那真正、真实、信实的朋友正在人海的一方等待着，他能够把自己一切挫折感带走。一个人若存着这样的幻想进神学院或工场，他注定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又若然以为队工可以满足这不切现实的亲密的欲望，必然招致很多伤害。
因此，我们见到队工是一份很特殊又很脆弱的工作，很需要神学院的负责人费神垂注。其中最大的危机是，小组很容易由任务主导的队工退化为自我主导的朋党，黏缠的关系把学生的心理精力耗尽，并孕育退化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们很容易变得抱怨、苛索和容易烦躁。他们倾向要求许多关注、许多谅解，多得没有人能够满足他们。他们不断谈论爱心，甚至到不健康的地步，很微妙地享受他们的孤寂感，基本上表现出一个宠坏了的孩子的所有特征。而这种退化行为最普遍又最具感染力的特征是抑郁症，感到没有人了解、没有人喜悦和钟爱，渴望被那些他们既爱又恨的人怜恤。因此，小组生活很容易完全违反他们原先的意图，退化为一种抑郁的生活。奇怪的是，当中蕴含的感受十分模糊和泛滥，神学院的学生和同工都难以找出问题的根源所在。